遇到突然倒地的陌生人，你敢不敢主动施救？过去，不少人担心被讹而选择袖手旁观，甚至快速避开，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救治时间。两年前，堪称“好人法”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付诸实施，为施救者提供了免责保护。
明天是“世界急救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纪念日，为了让更多的人掌握急救技能技巧。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了解到，《条例》的实施和连续剧《紧急救护120》的热播，让上海市民对急救体系的认识不断加深，急救意识和技能也进一步提升，从“不敢救”到“敢救”的瓶颈被打破，但从“不会救”到“会救”的转变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众急救 体现“温度”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海普通群众参与急救成功的案例有七八例。”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朱勤忠告诉记者，这与上海不断向公众普及急救知识有关，而上海近年来在公共场所和人口密集处设置自动体外除颤仪（AED），也为心跳呼吸骤停患者赢得了更多生机。
去年6月12日，轨交9号线车厢内一名20多岁的男子突然心脏骤停，列车停靠世纪大道站后，在站内转乘的市民蒋女士立即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轨交站工作人员取来AED，蒋女士根据提示为患者除颤两次。十多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接手救治。幸运的是，患者被救了回来。据悉，这是轨交站布放AED设备后首次被使用，而蒋女士曾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考取过初级急救证书。
去年10月17日，上海理工大学大四男生小李参加1000米长跑时猝然倒地，心脏骤停，体育老师和校医争分夺秒抢救，最终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这是上海从2012年推行AED校园试点项目后的首个成功案例，也是全国高校校园内实施AED急救首次成功。
“对生死线上的患者、伤者来说，黄金抢救时间就几分钟，这时第一目击者的作用往往比急救医生更加关键。”朱勤忠说，社会急救，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温度。今年，宁波、杭州、北京等地相继有了第一例公众急救成功的案例，但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众施救的成功率还是太低，不敢救、不会救成为其强烈制约因素。
意识有了 能力“不足”
央视曾做过一个调查：“是什么让公众没有毫不犹豫出手相助？”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害怕如果没有急救成功被要求担责；35.9%的受访者害怕被诬蔑为肇事者。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法律规定急救免责，他们愿意出手相助。
早在2015年，杭州最先出台地方法规，明确“持证施救”行为受法律保护。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实施，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经过培训”的人员可以使用AED实施急救。条例明确，紧急现场施救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持证”，施救时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条例》还将院前急救、院内急救及社会急救均纳入适用范围，这在中国各省市急救医疗立法中尚属首次。在《条例》的保障和推动下，上海公众参与社会急救的意识大幅度提高。然而，“不会救”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大家。
“面对突发事件，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缺乏相应的能力，比如不会用AED，你可能不会采取行动。”上海市院前急救质量控制中心田建广博士认为，更多的市民不去施救的原因是“有心无力”，对自己的急救能力不自信，毕竟在第一时间救人也是一门技术活。今年5月，广东开平某水上乐园有一名8岁男童不慎溺水，一男子实施了错误的“倒挂”急救法，等急救车赶到现场时，都没有人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最终男童因抢救无效死亡。
公民急救普及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发达国家，急救培训非常普及，而中国的急救普及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近年来，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红十字会等机构组织，越来越多的公众学习到基本的急救技能。一旦培训者在事发现场遇到需要紧急救护的危重伤病人，就能正确有效地实施救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参加急救培训的公众数量仍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培训效果也参差不齐。
“生命链条” 如何筑牢
田建广告诉记者，对公众的急救培训力量仍需要持续加强，最好能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来共筑这一“生命链条”。目前，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集合了一批急救专家，历时一年撰写了一本急救“教科书”《“救”在一瞬间》，将于年内出版。这本面向公众的急救标准化操作教科书，不仅强调急救方法，更强调预防。“平时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掌握必要的防范措施，可规避各种诱发和危险因素。”同时，他也建议将急救培训纳入沪上高校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对普及急救知识、提高公众救治能力、建设健康中国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田建广也谈到，希望今后强制要求服务、教育、旅游等行业的人员掌握心肺复苏等急救方法，因为正是这类法律规定保证了发达国家较高的急救普及率。而目前上海的AED设备仅有1000多台，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配置数量。因此，在公共场所如何设置AED、设置多少AED等，同样需要明确。“只有实施主体、监管主体得以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急救体系才能构筑得更加安全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