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打响不久，我就被分配到英雄一连。当时天气寒冷，上级要求给每个战士发一件棉背心，并在背心里面绣上战士的名字，以便在战斗中牺牲了也给人们留名纪念。记得我一边给小李绣名字，一边和他拉家常。战役没打多久就结束了，而小李却一去没有回来。另一位战士在残垣断壁间被抬了回来，他臂上受了伤，耳朵被震聋了。此情此景，我的心像针扎似的抽紧起来，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开始打黄维兵团，我们部队四面围歼、追击。那个时候，村庄遭受洗劫，人民被屠杀，满目疮痍，敌人被我部围困得死死的，无处找到糊口的食物，只有靠飞机投掷些东西来维持，但偏偏又因风向关系，常常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来，如大米和罐头等。有一次，好不容易被他们拉去一条小毛驴，立刻被宰杀，煮了一锅驴肉汤，抢着分喝几口，而我们将黄澄澄的窝头插在刺刀上，对敌开展了政治攻势，边摇晃着枪杆边喊话：“弟兄们，缴枪不杀，过来吧！”我们在碉堡里进行火线喊话，一个，两个，有人跑过来了，不好，被敌人长官发现了，有的被打，有的被捅了一刺刀，当时我急忙举起了发给我用的卡宾枪，对准阻拦的敌人开了枪，可惜，子弹只在他的肩头擦过而未把他击毙。正在我身旁的班长马上拿他的三八式大盖枪把他撂倒了。事后，我一直为没有能亲自打死敌人而感到遗憾，不过还是因奋战火线而荣立了三等功。

　　作为一名战地文艺战士，我们必须随时跟随部队行动，听候上级的调遣。有一次，我被分在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的便衣班行动，参加他们阻截孙元良部队突围。晚上，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一声枪声，就看见一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出现，接着就听见乱哄哄的嘈杂声，敌人各自逃命乱窜，他们有的光着脚，有的成了泥人。我们早已在秦双楼迎头拦阻，团团包围了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押回了蒋军四五百人。

　　当天晚上，虽然已经很疲劳了，但任务还没完，便衣班接受命令要立即出发打扫战场。我们靠着电筒、小马灯照亮，搜索残余的敌人。忽然，我发现沟里有东西在动，原来是个假装睡觉的大胖子，战壕里的积雪已把他的灰军棉裤都浸泡湿了，他边抖边往下钻，恨不得把头埋到泥里去。这家伙操着一口四川话颤抖地说：“老爷太太，我是个好人。”“怎么叫太太？”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我气着说：“我们这里没有太太，都是同志。”“哦，同志太太，请莫砍我的脑壳。”战士们立即把他从壕沟里拖了上来，他连连磕头求饶：“我是个文书，莫砍我的脑壳……”班长下令，不与其啰嗦押送到团部去。后来，我们才知道此人是敌四十一军副军长陈云湘。第二天，我和邓友梅同志合作写了一支歌《活捉敌人副军长》。

　　明起刊登一组《我与世博》，敬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