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就发誓，再也不蹚体育的浑水。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总是拿捏不住。其间的原因，有一首叫《从前》的歌写得明白无误：“每件事都有记忆点，想越多越感谢，如果能重新再年轻一遍，我们还是要一起飞，不准任何人挡在面前……”

　　上海的《新民晚报》要做一个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特刊。体育部相约，要求“随便写点感想之类”的东西。从1988年到1996年，我曾受《新民晚报》委派，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千头万绪，无从说起。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从前留下的记忆点是什么呢？我将其归结为“三个年代”。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码字年代。1988年，我受报社委派，单枪匹马去韩国汉城采访奥运会。当时，《新民晚报》破天荒地辟出了两个半的版面，试图全方位报道奥运会。因此，一个特派记者，便承担着巨大的发稿量。我们当时仍然处于手写新闻的时代。我记得，我在行李中带上了500张《新民晚报》的稿纸（每张纸300字），分量不轻。然而，不到一周，这些稿纸，全部用完了（当然包括撕掉的）。我急中生智，每天去新闻中心，将成绩公告单拿回来，翻过面来写，也当是“废物利用”。我印象之中，当年采写的大部分稿件，几乎都是用这种“再生纸”写的。手指的老茧，厚重不堪。这是一个码字的时代，一个需要奋笔疾书的年代。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可以用笔写出这么多文章？！奥运会结束之时，我在房间里扔掉的旧稿纸，差不多有一米多高。这些稿纸，都是通过比赛组委会提供的传真设备，并在付出高昂的费用之后，一页一页传回报社的。其中的心血，可想而知。我就是用这些“再生纸”新闻，见证了著名的“约翰逊事件”，也见证了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

　　传真年代。1992年，我再次受命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一次去西班牙，我自带了一个袖珍的传真机。这种传真机，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它不用接线，可以直接用听筒，采用转换的方式，将稿件传回报社。这种传真机，重量只有一本辞海的分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电话线的地方，便可以使用。奥运会第一枚金牌的诞生，以及中国奥运会代表团获得的第一枚金牌等新闻，我都是用这种方式传回国内的。我记忆之中，《新民晚报》体育部一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从第一个可以录音的电话，到第一个可以拾音传真的传真机，以及后来的第一台电脑，体育部都是“吃螃蟹者”。我以为，这也是《新民晚报》体育报道一直领业界风气之先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电脑年代。1996年，当我们去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采访之时，手中的设备，也早已鸟枪换炮了。其实，从西班牙回来不久，《新民晚报》体育部已开始使用电脑。1993年，我去美国边陲城市布法罗市采访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已经不用稿纸写新闻了。尽管，当时的电脑，仍然是笨重的、黑白屏的AST300。去亚特兰大时，我们使用的电脑已升级换代，并采用自己研制的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传输。电脑的性能，使我们的采访效率大大提升。我们不必再担心用纸的问题，以及手上的老茧。电脑的存贮功能，使写作更便捷。奥林匹克公园的爆炸案，洋洋六千言的大特写，我在一小时内写成，并用短短一分钟的时间传回去。不过，我们仍有遗憾。我们的房东有一个十岁男孩，当时天天在玩“E-MAIL”。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我们居然浑然不知。这就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三个“从前的年代”，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陌生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是从《新民晚报》走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新民晚报》这张报纸，向来有一个特性，贴近生活而顺应时代，它像一棵历经磨难的参天大树，根在大地，面向蓝天。让我们每个走过从前的人，终身难忘。

　　徐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