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在描述他的个人经历时说：“我的一生三分之二都是外国人。”

　　“三分之二外国人”？猛然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回过头来，认真打量起这位长着一个高鼻子，头发乱成鸡窝一样，说着流利的汉语的外国人。

　　对于中国来说，杜可风的确是一位外国人。他1952年生于澳大利亚。但他同时又是挪威的“外国人”，泰国的“外国人”，以色列的“外国人”，以及印度、日本、美国的“外国人”。这个一生大部分时间像风一样浪迹天涯的人，曾在挪威当过海员，在泰国当过冒牌的中医，在以色列一个定居点当过“牛仔”，还在印度的沙漠里挖过井。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香港，跟随香港大学一个老师学习诗歌和语言，老师在教他知识和语言的同时，还为他取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名字“杜可风”，意思是像风一样。他当然不会靠“风”出名，让他出名的是电影摄影。

　　我对于摄影、出名以及“三分之二外国人”之类，都没有多大兴趣，让我感到兴趣的是他说的另一句话：外国人看问题可以尖锐一点。

　　外国人看问题可以尖锐一点？我想大概是的，杜可风是在用他的经验说话。他拍那么多电影，包括与王家卫合作、与关锦鹏合作、与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大概莫不因为有“外国人”的视角，才可以获得那样的成功。他敢于重拍希区柯克的《疯子》，大概也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很怪，叫《三条人》。如果不是外国人看问题可以尖锐一点，怎么会把“三个人”说成“三条人”呢？

　　同样道理，作为法国或者欧洲的“外国人”，陈季同也叫我沉迷了好久。他叫我沉迷，一部分是因为他英俊的外表。另一部分是他的才华。语言天赋，交际能力，文采，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可是，陈季同却都具备。大概因此，他才能以一个出使随员（后来逐步成长为参赞）的身份，出入法国、德国总统、首相、外交部长的官邸，并成为他们的朋友，才能成为无数欧洲人追捧的畅销书作家；才能成为法国人的女婿。

　　但陈季同最使我难忘的似乎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外国人眼光”。这个1875年出使法国，先后在欧洲工作生活了16年的清朝外交官，一来到法国，就看出这是一个最富于浪漫精神的民族，知道他们最希望了解稀奇古怪的事情，并且本身也不断创造着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他就投其所好，在各种场合，用演讲的方式，用写作的方式，用私下交流的方式，向他们传递古老东方的神话，描绘奇妙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快乐》《吾国》《中国人自画像》《中国的戏剧》，连篇累牍，使他赢得了中国人在欧洲极少能够得到的知名度和荣耀。1889年，巴黎举行万国博览会，他抓住机会到处演讲。其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连罗曼·罗兰都惊呆了。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陈季同还一眼看出，法国人并不把等级、秩序看得多重，绝不像中国人那样把尊卑贵贱分得那么清。因此，他屡屡出入法王宫廷，与社会各界打成一片。这样，无论是为清政府借钱，还是为中法关系进行游说，都有了极好的人缘，办起事来，自然比那些半句洋话不会说，到了国外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出使大臣强多了。

　　但是，别说在晚清，就是当代，又有多少中国人能成为“外国人”呢？像杜可风所说的那种“比较尖锐一点”的“外国人眼光”，大概尤其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