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蔡平兄《一代文化战士金仲华百年祭》一文，往事竟又浮现脑际。提到金公，早在中学时期就知道他是位国际问题专家，对之颇为仰慕，应是从《中学生》这本杂志上读其文而知其名的。记忆里还见到过辅导形势的相关地图，作画人是金端苓。若干年后方知他们本是兄妹。抗战伊始，金曾到过成都，我念书的学校特专诚邀请他来学校向全校师生作形势大报告，进而给我留下一个名符其实的印象。金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宣讲者，确实是位温文尔雅的、学识丰富的学人。

　　近二十年之后，我也算一个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几年的编辑了。一次在一个有关的小型会上，他讲到外国文学时，十分赞赏英国作家奥斯丁名著《傲慢与偏见》的行文与刻画人物，更让我欣佩他的外文素养与学识之渊博。之后，偶在巴金客厅里意外相逢过二三次，都是匆匆一晤，未作交谈，如斯而已。却也知道他与巴金相识较早，该是因开明书店的关系吧。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皆是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彼此了解加深，友谊也就日益增厚了。1950年11月里二人同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据说大会开幕那天，从早晨六点一直开到午夜，其间他二人曾去场外喝咖啡作短暂的休息。当时，彼此大感兴奋谈及各自的感受。最后金还对巴说：“我们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吧。”这正是当时一代旧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新生活的共同心声，此后，他们经常相逢，一起聚谈，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我还忆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他们曾一度在奉贤南桥蹲过点。那时在下正好在该县头桥镇乡下某生产队搞四清工作。

　　“文革”后的1978年的8月里，巴金在《怀念金仲华同志》一文里，一开始就深情脉脉地写道：“昨夜我梦见仲华，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反复地说：‘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打来？下次不能这样啊！’他笑了，我也一笑，就醒了。……我的确欠仲华一次电话。十二年前那个晚上，他像平常那样打电话来，唤声‘老巴’，便亲切地向我问好。我老实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靠边’，请他不要再来电话。等我的问题解决，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没有再讲什么，只答应了一声‘啊’。这一声含着多大失望的‘啊’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从那时候起我就记着我的诺言。我常常考虑将来怎样跟他再通电话。我当时还相信会有那一天，我多么急切地等待着那一天。……可是不到两年我就听见仲华的噩耗。‘牛棚’里的日子好像是醒不了的一场噩梦。”

　　巴金更回忆说：“六十年代中有一段时期我们一些专业作家每星期六下午在文艺会堂举行漫谈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也找人谈谈深入生活的体会和出国访问的见闻。出席的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仲华便是我们的座上客，他很赞赏这种心情舒畅，没有拘束的气氛。他不仅参加我们的交谈，他还详细介绍了他带着艺术团访问西欧的情况。可是这个漫谈会后来也间接受到批评，无形中解散了。我对他谈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到我家来谈吧。’在他家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他并不限制我们，却常常把话题引到大路上去。”又还说：“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正直，那么乐观；他那么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他的工作，一根红线贯串着这一切，那就是他对党的感情，他一直靠拢党、紧跟党的。我今天也还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死。我真想念他。”

　　从巴金夫妇口里我还知道金平时生活极为简朴，为人至孝。他敬爱母亲，母亲十分疼惜这个  鳏居多年的儿子，母子相依为命，相互体贴，家里是一派亲切安谧的气氛。八十多岁的母亲还做得一手好家常菜，让巴金夫妇大快朵颐，赞不绝口。巴金素重友情，敬爱朋友；萧珊更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人，夫妇俩总觉得这个和睦家庭还该多一点生活中应有的爱的成分，要为这位好友谋求一个相配的终身伴侣。等到两心相悦同议婚嫁时，岂料好事难成，不蒙领导批准，奈何！虽居高位身心却也不得自由啊。令人深感遗憾。事后今思，也许还是不幸中之又一幸也   ？不想再写下去，就此终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