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文兄嘱我为他的新作《我读过的99本书——我的读书笔耕生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写篇序文，并寄来了此书的清样。根据我的习惯，先从《后记》读起。看到他说自己已五十余岁，立于人生的“仲秋之门槛”时，很有点意外之感。因为我一直以为他还年轻——关于对他的最深的印象，是相识之初留下来的。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带了书到我家来问些问题，谈古文，也谈历史，种种情景，宛然在目。但仔细一想，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距今30多年了。那么，他现在岂不正是五十余岁？我对他的年岁感到意外，只是我自己的年老昏聩。

　　不过这篇《后记》中，有一点确是应使人感到意外的，那就是作者的敢于自我解剖。例如以下的这几句：“少年时略知所学，便洋洋自得，为名利二字奔波于仕途，虽无官瘾，却好扬名于四海……”在看惯了吹嘘性自述的今天，读到这样坦率地表述自己过去的文字，真是“洒然如坐清风”。

　　我想，这种不惮说出真实的坦率，也就是本书最大的优点。作者结合自己读书、笔耕生涯，向读者介绍这99部书时，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率意而言，无所讳饰，哪怕它与多数人的看法、甚至权威的看法不一致；这不但让人有亲切感，而且不致淹没自己的真知灼见，因而也就难能可贵。这里且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唐诗的。作者说：“我对李白是敬仰，我对杜甫是佩服……不过以人生观而言，我与白居易最为相近，我特别欣赏他的诗与其艺术风格。”在一般的观念中，中国是诗的国度，在这个国度的历史上，唐诗是最辉煌的，而在唐诗里，李白、杜甫是最为了不起的。但本书作者竟然说他最欣赏白居易，这就值得赞叹了。因为他说的是自己的话，而不是拾人牙慧。也唯有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真实自我，学术研究也才能得以发展。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宋词的。作者说：“我年轻时学习宋词，受到当时教材的影响。说到宋词，就贬柳永而推崇苏轼，压低李清照而颂扬辛弃疾。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编过一本《爱国词话》的小书，幸亏没有出版，所选词作都是写抗战北伐的。中国文坛真正解放思想，真正出现‘百花齐放’，始于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时间，柳永、李清照词作的思想性与艺术风格得到了更多专家的肯定。因此，真正认识宋词的魅力，必须把过去的陈见与旧框架彻底打破。”这也牵涉到了自我解剖的问题。这些事情本来不说也可以，何况《爱国词话》又没有出版，说它干么？但作者却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这不仅使人——至少是我——读起来更感亲切，而且也更使人感到了“过去的陈见与旧框架”之非“彻底打破”不可，因为其危害性实在太大。我想，作者的本意不过是说，依据某种外加的概念去对古代作家作品或捧或骂，是既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也失去了文艺鉴赏的真谛。

　　本书的优点很多，例如作者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阔，把文学与其他艺术——弹词、京剧、锡剧到滑稽戏结合起来、将其个人的经历与所读的书糅合在一起来叙述，图文并茂等等。但最根本的，则是作者这种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包括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以本书来说，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基本精神，读来便味同嚼蜡，其他的优点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没有真情实感贯穿于其中的广博的知识，不过是知识废墟上的一堆破铜烂铁而已，又哪里有吸引人的力量？即此一端，可概其余。

　　明请读一篇《因为是上海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