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读书﹑考试，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过来人。上世纪30年代，丈夫哥儿仨先后就读于颇具盛名的杭州高级中学——大多数杭州人只晓得它的简称“杭高”。这儿出过不少名人，如鲁迅﹑叶圣陶﹑丰子恺，还有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等。高中毕业后他们仨分别考取上海交大土木﹑机械和电机三个系。

　　哥儿仨幼年丧母。父亲先从政后经商，很少过问他们的学业。大学毕业后，老大考取“庚子赔款”赴美学习；老二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老三（我丈夫）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我想他们一定从小就喜欢读书，是天生读书的料。谁知他们也逃过学。初中时，老二出的点子，模仿父亲的口气：“敬启者兹有……因家有要事……”伪造了请假条还偷盖了父亲的私章。在西湖边玩了一天后，老二为了堵住老三的嘴，用自己的零花钱请他在奎元馆吃了一碗“片儿川”——他们既没有“悬梁刺股”的痛苦求学经历，也未遭受过“生死攸关”的考大学的恐惧，日后在各自的事业上也都有所建树。

　　轮到我考大学就悬了。虽然我也就读于杭州的一所名校成绩名列前茅，但“家庭出身”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幸好高考前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有过“不唯成份论”的讲话，我才得以挤进了大学的门缝。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上下车都得别人扶一把，但高考那天还是向表哥借了辆车混在同学堆里去浙江大学参加考试。到了十字路口，其他人都驾轻就熟地过去了，独有我这位“搭浆”朋友被警察叫停。我哭丧着脸对他说：“我是急着去考大学的，你叫我下车待会还得扶我上去。”警察笑了，他真的扶我上了车，还嘱咐我说：“女伢儿慢点儿骑，当心跌跤儿，时间来得及的！”为了掌握时间，我向舅舅借了块看起来就很“老爷”的表。舅舅还反复关照我，这是民国几年几年的“古董”，要小心。大概是我把发条拧过了头，还未开考表就停了。幸好监考老师事前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大钟，每隔一刻钟指针就向前移动90度……“文革”中，凡别人强加于我的种种不实之词从不允许我解释。唯有一次说我“××年混入××大学”，我总算逮到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我是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考取大学而不是混进去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已是陈年旧事。但对当今声势浩大的“高考大战”，我却傻了眼球——举家倾城的大出动，街头巷尾充盈着人为的紧张空气……在旧社会，18岁已经结婚生子，当然那是旧社会；但从古代到现代，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杰出儿女在18岁乃至18岁以下就建立了功勋！难道今天这些肩负着伟大使命的18岁后生还没有“断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