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的第一次“出差”，是和任大星及任大霖兄弟一起赴合肥参加安徽儿童文学创作会，似乎是1982年的夏季吧。其实说“一起”是有些牵强的，当时两位任先生是作为嘉宾前去的，而我跟着老编辑钱景文女士和高逸先生一起去组稿。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氛围比较融洽亲和，任氏兄弟也不摆名人架子，把我们视为出门在外的同事，所以我们快速地组成了“五人组合”，经常吃用也在一起，不分彼此。

　　看得出，任氏兄弟非常珍惜那几天朝夕相守的日子，手足之情笃厚。一路上两人形影不离，不时小声耳语，伴有心领神会的点头。每当大霖先生发言时，大星先生深情微笑，屏神聆听，心神和眼神都聚集在兄弟的言谈中，并渗透进每一个微小的停顿里。而一旦大星先生发言，大霖先生也饶有兴致地倾听，神情里不时闪出从心灵里焕发的愉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是我最羡慕的人，我一生都向往能有这样铁的知己，有骨肉相连彼此相知的兄弟或姐妹。任氏兄弟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献身于同一项事业，又在同一家出版社供职，双双成为齐名的各有建树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相知已超越了兄弟间的情义，升华为心灵间的欣赏与相惜。在我看来他们拥有着人类最完美无缺的兄弟感情，仿佛只要有可能，他们从童年起就相牵的手永远也不会松开……

　　后来大霖先生去世了，我为这失去而难过，同时也明白对于大星先生这意味着什么。

　　我对大星先生的尊敬来自于他对艺术的忠诚，他是一个专注而纯粹的作家，他的《吕小刚和他的妹妹》《野妹子》《我的第一个先生》以及后来的《湘湖龙王庙》《罪恶的种子发了芽》等作品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被儿童文学界口口相传。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刚满十四岁》，比如当时刊登在我所喜欢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少年文艺》上的一些作品，曾滋养过我的情感以及对于文学的挚爱。

　　在历次的运动中，他保持着自己对艺术的坚守。以前那政治上的风向标并不能改变他，现在的市场得失也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永远是倾听内心声音的人，一个老老实实搞创作的人，一个不被风吹草动改变的人，一个追赶着艺术的人。

　　我调入《少年文艺》时，很可惜大星先生刚从编辑部退休，我与他擦肩而过。好在每天临到中午了，他便抵达编辑部，几乎天天如此，前后不会相差很久，如同一个固定开播的节目。他很看重我们这些晚辈，与我们平起平坐，只是因为矜持和羞于表达，我们谁也没有和他说透过，其实他随意道出的一席话，对我们而言往往就是真知灼见……

　　大星先生是一个挚情的人，在家庭里他深爱着他的女儿，妻子，侄子。大星先生的妻子金老师是个非常贤惠贴心的女性，我有幸吃过金老师做的午餐，那次她请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去家里，备的菜式非常别致，记得还有很多种不同烧法的鱼，她的招待里含有着浓郁的人情美，使客人非常舒服，因而至今难忘。记得大星先生说起过当年和金老师恋爱的情景，他爱用他的浙江萧山官话说金老师是被他“骗了来的”，一边还得意地笑起来。关于这个话题，多少年来他谈及它时都那么说，从来没有说过第二个“版本”。

　　他就这么在滚滚红尘的世间做着好玩的人和好心的人。

　　有的时候大星先生匆匆来，又匆匆走，紧缩双眉，只在人群前一闪而过。其实谁都不能阻止一个真正的作家来思考，来保持天性上的忧郁，来体验艺术追求的孤独。在艺术上能把一生都投进去的人不算多，投入后终不悔的人就更少了，因为想赶往的艺术颠峰常常由于路途太遥远而够不到。大星先生是一个经历过许多坎坷，仍然怀有着仁爱与宽容，追赶着艺术颠峰而去的人。

　　大星先生今年以全票获得了陈伯吹奖的特殊贡献奖，我为他高兴，为这位享受到明媚灿烂的创造之乐，又遭受着深沉长久的痛苦和煎熬的前辈感到由衷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