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妙春

　　这栋近百年的老式建筑里，住着年逾九旬的两兄弟。2004年5月，老二突然接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将他告到法院的不是别人，正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大哥——原来是老大起诉要求确认其对居住房屋的所有权。老二的儿子与我相熟，立即打电话约我磋商。

　　系争房屋始建于1911年，一共三层，大约250平方米。解放后，该房屋一直登记在老二名下，但实际上是由两兄弟共同居住，老大住二、三楼，老二住一楼。1982年，两兄弟签订了《分房协议》，约定房屋产权由老大占70%、老二占30%，但在1992年及2003年房产证更换时，产权人仍然只登记了老二一个人的名字。

　　两兄弟祖籍江苏，由于幼年丧父，两兄弟从小就相依为命。老大18岁时到上海做生意，资助老二读书工作、娶妻生子，后又帮助老二在上海扎根落户。1949年4月，老大在苏州经商时身患重病，老二不顾解放前夕的紧张局势，冒着生命危险将老大接回上海并花巨资为其治病……两人的手足情谊在亲友间成为美谈，他们的子女也亲如一家。虽然四世同堂，大家也是和睦相处，关系融洽。

　　但是不知何故，近年来两兄弟关系骤然紧张，即使擦肩而过，也视而不见，形同陌路。通过了解，我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老大认为房屋是他购买后念及手足之情让老二共同居住，1982年签订《分房协议》，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日后发生纠纷。而老二虽然签了字，却认为《分房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解放前老大买房的出资早已因他生病治疗花费所抵消，故老二认为他是房屋的唯一产权人。

　　看到这样的耄耋兄弟对簿公堂，我也于心不忍。尽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职责，但我知道当事人的利益不仅包括直接利益，同样还包括间接利益。就本案来讲，直接利益是指房屋产权，而间接利益就是兄弟感情和家族亲情。如果只考虑直接利益，仅仅帮助当事人从系争房产中获得最大面积，则有可能严重损害其间接利益，即两兄弟甚至两家几代人的亲情，而这种亲情在我看来恰恰是最重要的。

　　我决定以情动人。在法庭上，我讲述了两位老人患难与共的生死之情，讲述了老大为了资助老二读书在上海打拼的艰辛；讲述了老二冒着枪林弹雨接老大回上海治病的风险；讲述了“文革”期间双方为了防止对方被迫害所作的自我牺牲；还讲述了两家人共同生活所度过的快乐时光……说到动情之处，连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哽咽，在场的众人包括两位老人也大都泪光闪闪。

　　见此情形，我当即请求法庭调解，并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和几封信分给两兄弟。照片是两家人以前的合影，信是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所写，他们希望两位老人能够和好如初。

　　“铁蛋，你看这张照片，你结婚时才20岁，那时多年轻啊。哎，现在差不多过去70多年了。”老大叫着老二的乳名说道。

　　“是啊大哥，日子过得真快啊，我们现在都老了，更应相敬如宾啊……”老二话还没有说完就已泣不成声，老大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大哥，我们就不要再争了，要不房子我们两人各半行吗？律师说得对，我们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大家留一半房产给子孙也对得起晚辈了！”老二接着说道。

　　老大此时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点头，并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向老二走去。老二见状，赶紧站起来，扶着桌沿走向老大。两位老人终于抱在一起，放声痛哭。

　　“爷爷们现在和好了，我们晚上一起吃顿团圆饭吧，我们两家好几年没有吃过团圆饭了。”这倡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至此，我们还没有正式调解，当事人自己就解决了问题。我与法官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