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家里曾有过一个钟点服务工叫娇娥，娇娥从四川农村老家来。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都写不上来。她管北京叫“上边”，却不知道北京位于四川的北方。娇娥将近40岁，却从没听说过唐山地震和“四人帮”。但她脑瓜还算灵光，身体好，人也勤快，做得一手好饭菜。

　　我想，家里肯定不是请学者来探究文化的，也不是请哲学家来清谈世界的，我们不就是要请人来帮我们料理家务吗？于是，便欣然接受下来。

　　娇娥口音很重，比如，早晨她一来我家里，我会问一声，“今天外边热不热？”

　　她说，“惹。”（音Re，上声，“热”的意思）。

　　倘若我说让她做什么，她会说，“号！”（音Hao，去声，“好”的意思）。或者说，“补！”（音Bu，上声，“不”的意思）。

　　虽然我们互相说着“外语”，但尚可交流。

　　娇娥极能吃，一顿饭能吃13个煮鸡蛋，令我叹为观止。她手中的饭勺如同铲土机，须臾之间，一锅米饭和众多菜肴，便席卷一空，坚壁清野到她的胃腹之中。那段时间，我眼看着她浑身的肉如同海绵泡沫一般鼓胀起来，上下颤动。

　　不到40岁的娇娥，却已儿孙满堂。她有时候会跟我表达一些她的人物是非观，一些固执的“高见”，而且常常情绪饱满激昂，义愤填膺。

　　有一天，她说，她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拿着一张十元钱在手里玩，玩着玩着就把钱给撕碎了，她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我说你不该打孩子，因为在他眼里钱是没有意义的，跟一张纸一样。对于这样小的孩子，无意识的错误不能算错误。我还建议她以后不要拿钱给孩子玩，钱上细菌最多。

　　娇娥很气愤的样子，说，我就是要打他！他撕碎的要是一毛钱我就不打他了。他撕碎了十元钱我就是要打他，狠狠地打！娇娥眼中迸射出一缕不易察觉的恶狠狠的光。

　　我试图说服娇娥，就搬出书里的例子，说，一个孩子主动洗碗，不小心打碎了十只碗；另外有一个孩子，趁母亲不备，偷喝柜子里大人禁止他喝的酒，结果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你说，这两个孩子谁的错误大？

　　娇娥当机立断回答我，打碎十只碗的孩子错误大。

　　我依然耐心说，不能这样用数量的多少比较错误的大小。前一个孩子是无意的，而后一个孩子是有意地做不该做的事，所以后一个孩子错误大。

　　娇娥不服气，认定打碎十只碗比打碎一只碗错误大。

　　我只好改变一下思路，从事物的性质不同来说服她。我举例说，假若，你的小孩，你给他100元出去买东西，结果东西没买回来，他还把钱弄丢了；再假若，你的小孩趁你们不备，从你的钱包里偷了1元钱，你说哪个错误大？

　　娇娥立刻判断出丢100元钱错误更大。然后，她做了一个毋庸置疑的手势，强调说，对，就是丢100元钱错误大！偷1元钱不算什么嘛。

　　说到这里，我看着她毫无余地、斩钉截铁的表情，哑然无语了！我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不应该有的悲凉的无奈，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

　　我从来不嫌弃“劳动人民”，我甚至厌恶那种以人的社会地位决定自己的处世姿态的势利之徒。但是，对于娇娥，我一直有一种说不清的心理障碍，使我始终和她是疏远的，一种礼貌的疏远。我敢冒昧地说，人们在成长中后天习来的所有的人文思想与人格的完善，在她身上几近为零，但你又绝对从她身上找不见那种山村里未经雕琢的农妇的纯朴、憨真与良善。

　　那段时间，她每天有几个小时在我家里做家务，虽然家里窗明几净，地板光洁可鉴，连揩拭的水迹印痕都没有。可是，一种不对劲的磁场信息始终在我身边缠绕弥漫。

　　我用卫生间的时候，她会忽然拉门进来取东西。我说，以后最好等我出来，你再进去拿东西。娇娥满不在乎地丢一句：没事！我说，你觉得没事，可是，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一种文明。她不吭声。日后依然故我。

　　娇娥经常让水龙头哗哗流着，去做别的事。她的理论是：你家里不缺钱！

　　我说，家里是不缺这点水钱，但这不是钱的问题。水资源是人类的，是大家的，而且是有限的。

　　她不理解。日后依然故我。

　　娇娥在自己家里的早餐常常是菜粥就大蒜，她每天浑身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涌入我的家门。

　　我说，大蒜是好东西，但是出门上班之前最好不要吃。

　　她说，在老家她每顿饭都要吃两头大蒜，习惯了。还强调，城里就是这点不好——凡事都要考虑别人，我自己喜欢吃就是要吃嘛！

　　娇娥有时候说自己有五个孩子，有时候又说是三个孩子。让人弄不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为什么要说这个瞎话。

　　……

　　终于，我们借她请假回老家之机，把她给辞掉了。

　　娇娥是个成年人，她会做很多我们成年人做不好的活计；然而，对于许多浅显的小学一年级就应该解决的人生最基本的是非观和常识，她不会。可是，她生了那么多的孩子，她的孩子们也正在努力钻国家的空子再多生一些孩子。

　　我为娇娥的儿子们、孙子们揪心。更为我们偌大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之多这样的儿子们、孙子们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