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上海不少爱国热血青年，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新四军。我们一行4人：汤寅、陆明、沈映虹和我，通过从新四军一师服务团到上海扩军的沈西蒙同志的关系，于1942年1月16日离开上海，到南通吕四参军。沈映虹和我被分配在师服务团工作。

　　一师服务团，是一支以皖南新四军军部服务团老同志为骨干和许多来自上海等地城市知识青年组成的革命文艺工作队伍。队长沈亚威善于作曲；副队长沈西蒙善于编剧。他们联系斗争实际所创作的革命歌曲和戏剧，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我初参军时，带着浓重的宁波、上海口音，加之缺乏演戏的锻炼，所以开始只能参加合唱队和一般后台工作。后来也逐步参加了《生产大合唱》歌舞剧、《红鼻子》、反特小话剧等演出，导演是王啸平同志。在排练过程中，同志们耐心热情地一遍遍帮助我纠正吐字发音。合唱队指挥沈亚威同志态度严肃，要求严格。他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气势雄伟，汹涌澎湃，把我们演员和观众带到了民族的摇篮——黄河的意境中，使大家热血奔腾，激起誓死保卫黄河的豪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粟裕师长、钟期光主任、张崇文宣传部长，都非常重视服务团的工作，爱护服务团的同志。有一次粟师长带领服务团去四团慰问演出，途中遭遇日军袭击，粟师长在指挥警卫排阻击的同时，命令服务团迅速撤离战场。我们俯身撤出战场时，子弹在头顶、耳边呼啸。由于粟师长指挥得当，在警卫排的掩护下，我们安全撤出了战场。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经历的战斗场面。

　　钟期光主任和张崇文部长经常到服务团来看望同志们，问寒问暖，充满了关怀和爱护之情。服务团出发执行任务回来，钟主任和张部长总来看望，督促服务团安排大家休息，洗澡，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钟主任还给每人发了一支钢笔，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支钢笔多么珍贵，大家备受鼓舞。张崇文部长还常来服务团检查和组织大家的政治学习。在海复镇休整时，他来服务团作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辅导报告，找同志们个别交谈学习心得，作风是那样深入，那样平易近人。

　　1942年夏秋之间，我们到盐阜区去为二旅部队演出，在回来途中，由于连续长途行军，不少同志患了痢疾，我也染上了。当时缺医少药，唯一的药物就是泻盐，我们一路上走得非常艰苦。记得有一位年仅十三四岁的吴文正同志，也患痢疾，同志们轮流用担架抬他走，几天后送到医院就逝世了，大家悲痛不止。当我们步履艰难、面黄肌瘦地到达师部驻地时，师部机关的许多同志都站在屋前、路旁、树间夹道鼓掌欢迎我们，钟期光主任和张崇文部长也在其中。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个个挺起胸膛走进营房。革命部队这种领导和部下，同志和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温暖着我们的心，至今余温尚在。

　　战斗的团队中，文化活动开展得也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