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3年，先后受东方葡萄牙学会和东方基金会资助，我来到了仰慕已久的航海大发现重镇里斯本，度过了难忘的两年访学时光。风景秀丽的特茹河入海口处，古老的贝林塔依然屹立在那里，当年前往东方和美洲贸易的船队，便是从这里扬帆起航。亚欧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竖立着一方的石碑，刻着曾在澳门生活过的葡萄牙伟大诗人贾梅士的诗句：“地尽于此，海始于斯。”葡萄牙与中国恰处于亚欧大陆的两端，但置身于此，又仿佛感觉中国离得那么的近。特茹河畔的阿儒达山冈上，18世纪末建成的王宫依然壮丽，王宫首层西侧，便是我经常前往“觅宝”的阿儒达图书馆。这里收藏着大量的善本和手稿文献，其中有很多资料记录着葡中交往的史迹，例如那一卷用满、汉、葡三种文字写在黄缎上的乾隆皇帝致葡萄牙国王若泽一世的国书及礼单，堪称绝世珍宝。而在一套多达61巨册、名为《耶稣会士在亚洲》的手稿文献中，我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有关明末重臣徐光启的珍贵葡文文献。

　　这些文献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徐光启的书信，有两封：第一封是徐光启代表中国所有教徒给罗马红衣主教贝拉尔米诺的回信，约1617年写于北京；第二封为徐光启写给耶稣会中国与日本巡按使班安德神父的信，崇祯三年（1630年）农历四月廿四日写于北京。第二类是译成葡萄牙文的多份奏疏及崇祯皇帝谕旨，内容都是徐光启与其他朝臣就是否应使用葡兵抵御满清入侵问题的争论，包括徐光启写于1630年6月12日的奏疏及另外三份奏疏的摘要，吏部给事中卢兆龙两份反对徐光启的奏疏，崇祯皇帝针对这些奏疏的上谕，等等。第三类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类，记录的是徐光启及其家族对教会的贡献，以及耶稣会士对徐光启的评价，这些文献出现在自徐光启入教（1603年）至其去世（1633年）的历年耶稣会年报中，其中最为全面的是163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伏若望撰写的《徐保禄进士行实》，此文长达20页（葡文手稿），是1633年耶稣会年报的一部分，描述了徐光启一生的美德及对教会的贡献。在此后的年报中，对徐光启后代与教会的关系也有较多的记载。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批文献对徐光启研究的重要价值：第一，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未曾使用过这些文献；第二，其中的徐光启书信和奏折译文，在已出版的《徐光启集》中找不到，其汉文原件可能早已遗失，故将来编撰《徐光启全集》之时，这些文献应该补入。第三，有关徐光启及其后人与教会关系的情况，中文文献记载不多，这批文献是很好的补充，为我们全面认识徐光启提供了依据。这些文献向我们表明，徐光启不仅是晚明中国的重要人物，而且在当时已蜚声世界。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葡萄牙关系密切，葡王拥有东方保教权，来华耶稣会士要宣誓向葡王效忠，向葡王汇报在华传教的情况。这些葡文文献便是在华耶稣会士给葡王的报告的组成部分，因此均为葡文。因为当时海上通讯风险很大，很多文件会因海难而遗失，故耶稣会士的报告都有多个备份，保留在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的这些文献都是18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在澳门完成的抄件，后来才辗转运到葡国。

　　明请读一篇《寻找散失的徐光启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