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基先生1908年4月出生于浙江平湖，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去年春我到湖南作“三农”问题调研，在长沙的时候，报社朋友问我想见见谁，我说就想去铁道学院看望沈宝基先生，只是老人年事太高，又是重听，不忍心搅扰。友人说沈先生不在了，已病故于北京。

　　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乃至文学“圈”中人，知道沈宝基这个名字的，恐怕无几。尽管沈宝基翻译的《罗丹艺术论》当年也是畅销书。有一次在施蛰存先生寓所，施老说，是沈宝基将萧三所译《国际歌》歌词中的“罪人”改译为“受苦的人”，这样更贴近原意，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被誉为“重大贡献”。1994年5月，沈先生寄给我两册他的诗集油印本《第五季及其他》和《历代杂咏》。内中附有研究沈诗和译著的论文及评语的目录，也收入了我的两篇文字。我当时见了真是脸红。我对诗歌理论没有研究，最早对沈先生的所谓“熟悉”，也并非因他与戴望舒、李金发同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先祖，而是钦佩于他译介法国文学的了不起的贡献。

　　我原先蜗居所在贴隔壁的亭子间，住着个老太太，就在弄口摆个香烟茶水摊，平时衣着陈旧而洁净、得体，一头雪白的短发始终梳理得整整齐齐。我从没见她脸上泛出过笑意，一贯冷峻的目光里，读不到丝毫的感激或阿谀。记得有一趟她说剪几双鞋样，问我要一些过期的旧报纸，我送报纸给她时，她扫视了几张版面的标题，摘下老花镜问我：“这个凌叔华，你晓得么？”我点点头，她便自顾自做事了，似乎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之后没几天，老太太颤巍巍摸上我的小阁楼，递给我一双簇新的蚌壳棉鞋，脸色依然严肃地对我说：“一个人不懂得爱惜自己，老是这样坐着看书，血脉不和。寒从脚底起。”我谢字还没出口，她已转身下楼。这双棉鞋我一直舍不得穿，不知她是何以“量”得我的鞋码的。老太太出身北平一书香门第，幼年丧母，与兄长随父到上海，考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哲学院。“文革”中任医院院长的丈夫跳楼自尽，独苗女儿决意“划清界线”，将她“扫地出门”，被好心邻居接进腾出的亭子间，一住就是20年，先是帮人编结绒线衫或拆纱头、糊纸盒，再后来在弄堂口摆了个烟杂摊，直到80几岁脑溢血去世。我迁居之后写过一篇随笔提及老太，沈先生从杂志上看到后给我来信，说“读了很感动，特别是那位老太太的形象使我暗暗流泪；你的文笔是成功的。”1992年夏天我往“藤竹斋”拜访病中的沈先生时，他又提起了那位老太，说自己是14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当时从中法大学毕业获公费留学法国里昂。闻之我心情格外沉重，没想到自己的一篇小文章，触动了沈先生的伤感情绪——“文革”中，沈先生被遣送老家，生活无着，妻子精神失常。

　　“一个个朋友多半登鬼录/ 你我居然还健在/ 居然还在舞弄笔墨/ 像是还有许多话要说似的/ 不管这些话是否有意义/ 是否有人听……”这是沈宝基先生用苍劲的左笔书赠我的《致施老蛰存》诗。老人的听觉已远离尘嚣，我当年也是像每次面对施老的时候一样，靠一张张纸来向沈先生提问。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沈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低吟，“人生的尽头依然不见/ 在一个灯红的晚上/ 已经实现/ 而即失去的理想”。百年沈宝基，诗没有死，人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