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我的大姐钟雪影，在度过九十峥嵘岁月，已于1l月23日安详地告别人世。 

　　我们姐弟四人出生在强敌紧迫、国难当头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大姐比我大六岁，我与大姐手足情深。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帮助母亲，照顾三个弟妹。当时我们生活很困难，记得许多个深夜，她总是在帮助母亲，糊火柴盒子或锁钮扣挣钱贴补家用。后来我们弟妹三人都一个个上了大学，她却在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了。我们三人又先后入党、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常在家接头或秘密开会。聪明又细心的大姐，早有察觉，却担惊受怕地为我们保守秘密。一次我藏在贴身内衣的一个秘密文件，大姐帮我洗衣服时打湿了，她把它晾干，又不声不响地放回我的衣袋。1942年，敌伪统治下的上海环境日益险恶，组织决定我和一些干部撤退到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日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急需一些西药，我托人带信出来，大姐告诉父亲，父亲欣然同意并积极操办。 

　　1947年秋，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决战，国民党在其统治区进行大搜捕。我在上海主编的宣传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的刊物《青年知识》被查觉，特务直接侦查到我家，大姐机智地迅速通知负责刊物发行的弟弟，我和弟弟都撤离上海。被逮捕的一些同志，后来都在临解放时被杀害。 

　　1949年上海临近解放，党组织调我回上海，筹划迎接解放的宣传。我们组织了上海人民宣传队，印制了大量传单、标语，绘制了巨幅领袖画像。当时需要一面巨幅红旗，我告诉大姐后，她立即告诉在绸缎庄当会计的姐夫，带回整匹的红绸。大姐和妈妈、婶婶以及舅母，连夜缝制。1949年5月25日，上海四周的枪炮声还在激烈地响着，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人们抬头看到在最醒目高处的跑马厅钟楼，上海人民宣传队员已挂上了鲜红的解放大旗。 

　　解放了，大姐也理应与大家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大姐却把她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新疆最边远的城市喀什工作。之后，又先后把念完中学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送到了安徽农村插队。我与大姐有比手足之情更深的感情，但建国初期，我就被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夫妇双双被划为“右派”，很少与大姐联系。恢复工作后，一心扑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上，很少去看望大姐。今年正逢大姐九十华诞，我克服行走的困难，与老伴一起到上海看望大姐，一起高兴地照了像。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留影。 

　　大姐的一生是平凡的，她只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正同我们中华民族许多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样，祖国鲜红的大旗上，也印染着她们的热血。我于是以《大姐与第一面红旗》为题，写了这篇短文，以作深切的怀念。

　　200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