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听《朝闻天下》，有条意大利新闻听得我一直悬着心。

　　因为野兔们在米兰机场的草坪上安家落户，给飞机起降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机场特地停航数小时围捕野兔。大批工作人员一字排开，边击掌边前进，吓得野兔拼命逃窜，有40多只撞在狩猎网上。我特别为小家伙们的命运担心。那新闻故意卖关子，不厌其烦地展示人们如何小心地把野兔从网上取下，又如何放进木桶，还说明这样的围捕每年要进行两次……却迟迟不提野兔的最后归宿。我的心继续悬在半空。

　　“最后野兔被送进厨房煎炒煲烤，成为犒劳工作人员的一顿美餐。”——我生怕听见那句结束语。幸好不是。主持人终于说：“野兔被送到禁止捕猎的动物保护区，它们将在那儿生活得更好。”

　　摆上一盆花

　　某偏远山区小镇上建了不少新房，街上却处处屎尿，肮脏不堪。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国外交家哈里曼来到满目疮痍的德国城市埃森，访问一家居民时，看见地下室的桌上摆着一盆鲜花。由此他预见，德国人定能很快重建家园。吴非先生在《文明的信心》里把这两件看似无关的事串联在一起，并设想：如果小镇的居民也想到在临街的窗台摆上一盆鲜花，那里可能就不会那么肮脏了。

　　妙文最后说：千万别让谋政绩的干部见到他的文章，担心他们会以政府名义发文规定居民要在窗台摆上鲜花。这话就像一条豹尾，狠狠扫了某些人一鞭。

　　在桌上或窗台上摆一盆花，自然能体现生活的质量和文明的信心，但花的根若未扎在百姓心田，而扎在政绩簿上，一时的姹紫嫣红不几天也会凋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