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位淘汰”——一个频频从企业老板嘴里冒出的词组。

　　说起这个词组的时候，老板的心情无疑是得意又充满优越感的。得意，是因为他们把它视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和竞争力的法宝，宣扬之推广之；而优越感，则是因为高高在上的他们，掌握着员工的生杀大权——只有他们淘汰别人的份，而绝无员工淘汰老板的事。

　　我们是机关单位，头儿常在各种场合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遗憾：“可惜我们不能像企业那样实行末位淘汰，不然，干得不好，就请他走人！谁也不能白拿钱不干活！”有一次，一位资深同事听得不入耳，当场“翻毛腔”：“想当年我们卖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怎么，现在调到我们单位‘摘桃子’，就想过河拆桥，请我们这些老同志走路了？”

　　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虽说不能随意解聘员工，却也有不少变通的“末位惩罚制”。我的一个朋友在报社工作，几年前单位出台一项“改革”：每个月发稿量最少的记者将被罚款。此举一出，全报社哗然，就连我这个局外人也觉得不公平。是呀，只要超过一个人的地方，自然就有最后一名的存在，哪怕所有记者拼了命地写稿，产量比过去提高个三五倍，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同行的楷模，可是，毕竟还是会有一个最后一名啊！即使最后一名只比倒数第二名少写了一篇，也要因为背负着“最后一名”的恶名而受到惩罚，实在说不过去。

　　况且，记者的发稿量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报道领域的分工不同、版面安排的不同等，都会影响稿件的采用。比如，放在其他版面可以洋洋洒洒写上一两千字的新闻报道，一旦上了头版，很可能被删节到区区两三百字而已。难道，由种种外部限制造成的产量降低，也要怪记者不勤奋吗？

　　牢骚归牢骚，政策还得执行。很快就有人被罚款。这罚款，金钱倒还是小事，更受影响的是记者的自尊心。采访部门原本和谐的生态环境开始恶化，谁看谁都像是正威胁着自己生存的“大灰狼”，谁对谁都防着一手，就怕别人窃取自己的线索。好端端的采访部，闹得鸡飞狗跳。

　　另一个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他们单位也搞过一阵“末位淘汰”：即使是领导干部，如果在年终考核中处于同级干部的最后一名，也会在次年暂别岗位，降级使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当回事，如临大敌，生怕丢掉岗位。可评着评着，大家发现，这种考核很难量化。记者可以考核发稿量，促销员可以比较销售额，运动员可以比赛成绩，但如果都是搞行政工作的，怎么打分呢？总不能按照一年写出来的公文数排名吧。无非就是笼统的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等，大家几乎都是合格，只有少数人是优秀，不合格的则一个没有，这样一来，谁是最后一名？难道弄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人并列倒数第一？

　　所以，第一年的评比不了了之，之后就再也没提过这茬子事。    花眼 （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