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朱民履新，7月26日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那天，我给他发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在如潮的贺声中，请收下当年工友的祝福。”

　　我和朱民都是1968年分配到以“光明牌”著称的益民食品一厂当工人的，我和他不在一个部门工作。和朱民的相遇、相交到相知，是在厂团委理论小组，那时正学马列的六本书。我和他，还有小我们好几岁的顾君成了挚友。那时，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空间：朱民有一个亭子间，我有一个暗屋，顾君有一个楼梯下的斜屋。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我们常在一起放照片、听音乐、聊文学。由我执笔创作、参加公司会演的独幕话剧《出车之前》，就是在朱民的亭子间里“侃”出来的。他在厂运输组做过装卸工，任过调度，后来当上了驾驶员。在我的暗屋里，我曾试图“复制”德大西菜社的招牌菜土豆色拉、炸猪排、乡下浓汤。最难的是调色拉酱，我掌筷不停地拌打着蛋黄，顾君小心翼翼地将精练油滴入，朱民则在一旁点评。

　　1977年秋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恢复高考。那时我还缺少点勇气，没上过一天高中能考上吗？当3个月后朱民平静地告诉我，他被复旦政治经济系录取时，我惊喜地仰视着他（他个子特别高）：“真的？！”但对他选择政经系十分不解，当年我们这些喜欢文科的人，最向往的是复旦新闻系和中文系。他说，他喜欢经济，要去啃《资本论》了。朱民的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他比我还少读一年初中呢！半年后，抓住“老三届”最后一次高考机会，我被师院中文系录取了。顾君两次都“名落孙山”。他戏言，被我们这些“老三届”挤下了“独木桥”。

　　大学毕业后，朱民留校当教师，我进了机关，顾君则后来下海经商。各忙各的，难得有机会小聚。那时没有手机和网络，书信是最好的纽带。“忙”成了朱民信中的主题词，后来更是“惜墨如金”。一次，我在晚报上发了篇小文，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只有一句话“等候你的请柬”。言下之意，等我拿了稿费吃一餐。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后，就很少收到他的来信。每次回国都是来去匆匆，见个面而已。

　　至今我还保存着1996年2月26日的文汇报，驻美记者发回的报道《归心似箭挡不住》，证实了朱民离开世界银行回国工作的信息。对此我并没太意外，几次短暂的会面已意识到他的这个想法。回国后，他在中国银行工作。2000年秋，他从顾君那里得知我生病住院，挤出时间飞来看我。见我并无大恙，宽心地笑了。我这才有机会听他从容谈起在美的经历和回国后的情况，先前断断续续的记忆终于连成了线。

　　再次见面竟过了8年。2008年12月的一个晚上，接到朱民来电，他应邀参加复旦大学新年讲坛，想挤出一个小时与我会面。得知我儿子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特地要我带上儿子。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复旦对面的皇冠假日酒店咖啡吧小聚。从专业到择业到就业，他给我儿子上了生动一课，与我倒没能聊上几句。他邀请我和儿子听他下午的演讲。在复旦光华楼，他以中国银行副行长和复旦校友的身份，作“G-3经济‘L型’衰退，中国经济‘V型’调整”的演讲。温文尔雅，不紧不慢的语调，时不时会蹦出几句妙语幽默一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气场。这让我想起了亭子间里的他，不过那时的听众只有我和顾君。

　　去年春节过后我去北京，那时他就任央行副行长不久，没奢望能相聚。但他还是抽空约我在长安街上的贵宾楼喝茶。这一晚，主要聊当年厂里的那些人和事。在他记忆深处，始终留着老厂和工友的位置，他与当年运输组的工友还有联系，还要我把拆迁前老厂房的照片发给他。

　　从工人到IMF副总裁，鲜亮履历的背后是人生的历练。其实朱民并非没有遇到过困境，当年他在信中曾引用过萨特的话“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遭遇”。好在他的执著、平和与乐观支撑着他。遥祝好友履新顺利，忙碌中不忘幽默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