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忙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每次到机关部委上课，演讲的主题都是“工作压力和心理调适”。有时候，连她自己也觉得重复性太强，“我说我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你们就不能听点别的吗？他们说不，说我们就想听这个！”但饶有意味的是，课程结束后前来咨询的官员并不多。

　　官场里对于“心病”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曾参与过中组部对后备干部心理调查的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分析道：“很长时间里我们把心理问题当作态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觉悟问题，难怪许多官员一旦有了心病却拒绝承认。”

　　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宁愿诉诸迷信也不愿求助心理专家。中科院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副主任祝卓宏教授就接触过一个基层官员，为了治疗心病，他专门请风水先生到家里，把家具都重新摆一摆。一次摆完，他觉得好一些了，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再请另外一个风水先生重摆一次，最后万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专家来看心病。

　　由此产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真正能进入医生视野范围内的“官心病”群体中，不少都是以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为主的患者。他们基本都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李恒接触过一位来访者，尿频一年多，肾病科、泌尿科、中医，挨个儿看过来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按照焦虑症治疗焦虑，抗抑郁的药一吃，辅以心理治疗，病很快就好了。而真正的病根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上海市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遇到过一个患有 “疑病症”的官员，许多专家均认为他没有病，但他却坚称自己体内长了恶性肿瘤，每次散步都不会超出小区方圆20米，每次出门车上都要准备好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一开始，他面对王裕如也坚称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王裕如突然问他“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一听就知道这是跟升迁有关的问题。

　　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显示，与“畏罪自杀”的社会想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祝卓宏曾经遇到过一个干部，他业务能力出色，但一到签字的时候就害怕，总是担心财务虚报瞒报，“如果我真的贪污受贿做错事，我受这些罪是应该的，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自己对不起组织培养。

　　中纪委、中组部曾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的意见》。祝卓宏表示：“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我们讲，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在进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之前，李恒曾在德国做过3年心理医生工作。他发现，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稳定之外，德国的公务员群体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就可以。同时这一群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高度程序化的办事规则里，贪污腐败的可能被大大降低。

　　李恒说，自己在德国也给近100名当地公务员做过心理咨询，不过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是，德国公务员感到抑郁的原因并非压力过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稳定，缺乏激情，对生活提不起兴趣”。

　　许燕则记得，自己所在的北师大心理学院曾经开展过为干部制订心理测评问卷的工作，结果这项工作到后来不得不终止——所有的测评方法都会被官员破解，他们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答案会带来何种结果。

　　“测出来一看，结果都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全是满分。”讲到这件往事时，许燕忍不住笑了出来。林衍 赵雅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