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老人与大海交手数十年，海明威与世界交手数十年，而倪泉兴与肿瘤交手数十年。他在我国胰腺肿瘤外科业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许多患者对他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一些病人术后多年，闯过了性命攸关的生死线，当他们再来看我的时候，真的，我比吃红烧肉都开心。”他没太多嗜好，一盘青菜，几块红烧肉下肚，就心满意足。他说：“都知道我爱红烧肉，浓油赤酱，文火笃得酥烂，入口即化的那一种，味道真的好极，我有很多同事、朋友常常烧了肉带给我，我真是感谢他们！但是现在不能多吃了，血脂有点高了。”

　　口述实录

　　唐晔：您为何会选择从医呢？

　　倪泉兴：其实本来想考工科，因为我父亲中风多年未愈，乡间看病麻烦，加上我哥哥希望我考医，于是我报考了上海医学院。后来搞“四清”，三年级未读就下乡到青浦朱家角和商塌去参加“四清”运动，后来还到浦东解放军空军地勤当了几个月通讯兵，站岗放哨修电话，不论刮风下雨甚至台风来临，都要爬上电线杆去抢修。1968年“文革”后期，厌恶了那种冲冲杀杀、打打闹闹的环境，眼看着68级师兄师姐们毕业，我们69级被“四清”和“文革”耽搁了学习，两手空空，面临毕业，何以应对？为此我们三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复课闹革命”，发动同学，联系老师，安排教室，一心想要上课。当时上课没有书，就利用写大字报和传单的纸张，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装订成册，纸张红黄蓝绿白各色齐全，内容包罗“内外妇儿”，然后一人发一本，凭着这一本花花绿绿的书，上完了临床基础课，不久就去上医各个附属医院实习。为此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过一篇文章《复课闹革命》。由于我在“四清”中感染了肺结核，所以后来只好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尤其在中山医院肺科那段日子里，学会了打针、人工气胸、抢救咯血病人，对结核和肺部肿瘤的诊治都有了初步的认识。

　　唐晔：从医数十年，您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

　　倪泉兴：我的导师张延令教授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考研究生时，张老师录取了我，使我有机会继续学习深造；研究生毕业时，张老师又把我留在了华山医院普外科，为我在普外科领域内的工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外科教育家，张老师严谨的教学风格和孜孜不倦的科研求学精神也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跟着张老师，一学怎样做人，二学怎样做学问，三学怎样行医，这三个方面都影响了我的一生。

　　张老师把我引进门之后，每天我们目睹他很早就到医院视察病人，我们年轻医生早上来得稍微晚一些，张老师早已经把药换好了。作为小辈，我们无地自容，只好乖乖早到，由此养成了早到的良好习惯。张老师总是手把手教学生，不厌其烦，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循循善诱，希望他们个个成才。作为老师，我也努力向他学习，自己有点本事是老师教的，当然你也不能不把本事教给徒弟。

　　唐晔：您的手术特点是什么？

　　倪泉兴：凡是有希望、经过努力就能拿下的手术，我决不放弃。当然也不能莽撞，既然接下来，心里就是有盘算的。做成一个是一个，强调质量，不强求速度。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做手术，有时候慢就是快。”看起来有时是慢的，但没有废动作，没有并发症，结果就是快的。如果只求速度快，很多动作是无用的废动作；更别说手术台上是省了一小时，但是有了并发症，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了费用，而且还耽误了术后的化疗等治疗措施，那所谓的快就是慢了。

　　现在我眼不花，手不抖，还在做手术。经过几年的努力，年轻一代都上来了，他们大多数都能独立操作，我继承张延令老师的风格，大多数时候站在一助的位置，尽量让年轻医生有操作的机会，遇到困难也总是鼓励他们，把握最佳时机和度，指引方向方法，使他们胆子大起来。现在我的学生们很多地方已经超过我了，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唐晔：您对肿瘤现在是什么认识？

　　倪泉兴：来肿瘤医院以前，我和大多数的普外科医生一样，认为肿瘤开掉就好，出院了就不关我的事了。现在还有好多外科医生还是停留在这种认知上。其实，手术切除只是肿瘤治疗的一部分，开完刀就不管了，是不对的；而且，也不是见了肿瘤就开，要充分评估。有的可以直接手术，有的要先做辅助治疗或转化治疗，还有的肿瘤已经有转移、不适合手术。当然，对转移到某个地步的肿瘤能不能进行手术，也有分歧。比如，以前结肠癌肝转移就不做了，现在也照做。那么胰腺癌呢？还在讨论中，需要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对于肿瘤手术后的治疗，以前认为都差不多，现在则不同。即使同一个肿瘤患者，在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甚至从原发肿瘤转移到第一、二、三站时，肿瘤的基因突变及其对化疗的反应都不一样，因此我们的治疗措施往往很难跟上肿瘤发生的变化。

　　同样，同一种方案可能根本不适合两位患同种疾病的病人，因此对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去摸索。当发现某一方案治疗无效时，要适时调整。所以我们现在胰腺肿瘤外科要转向，不仅做胰腺肿瘤外科，还需要有胰腺肿瘤内科医生，甚至还要有研究肿瘤基础的医务人员参加，将来要把胰腺肿瘤临床研究、临床试验和临床治疗与手术相互结合，还要与放疗、中医医生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着手培养了一批化疗医生，同时我们也已经和超声内镜医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俗一点说，就是“捆绑“在一起，需要他们做病理诊断的先锋，他们需要我们做并发症处理的后盾。

　　唐晔：如何看待肿瘤的治疗呢？

　　倪泉兴：肿瘤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有一些肿瘤是可以治好的；另一方面，如果治不好也要跟病人讲，人固有一死，应该正视客观现实，人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经济能力，对药物的反应性和耐受性也不一样。我们不能随便肯定一种治疗，也不能轻易地否定一种治疗。作为个人，要争取活得长，因为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丢弃——每个人的身体不单是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社会，要正视自己的责任，要笑对人生。

　　真的生了病，我觉得不需要害怕，怕也没有用，要坦然对待，自找乐子，开心过一天总比悲观过一天好。事实上，医生总是想把病人治好，但是医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医生只是人，不是神。

　　唐晔：挑战胰腺癌这样的“高难度动作”近四十年，您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

　　倪泉兴：张延令教授在我1979年进华山医院时给我的研究课题就是胰腺癌的诊断和治疗。这几十年来，我也是从一个普外科医生——看各种普外疾病，做各种普外手术，治疗各种普外肿瘤的外科医生，逐步走上胰腺肿瘤专科医生的路，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所以在张延令老师从医从教65周年大会上，我对张老师说，几十年前您让我去搞胰腺癌，送我出国进修，现在我还没搞出什么名堂，但是我还会做下去，会让我的学生们继续做下去。

　　唐晔：您如何理解“医德”？

　　倪泉兴：实际上，我们现在理解医德的面比较狭隘，实际上医德的面涉及很广泛，红包只是当今社会一个特殊现象，更重要的是医生要有担当，要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必须要有担当——因为病人对疾病的了解肯定不如医生，如果连医生都感到害怕，那就会将病人拒之门外，那病人去找谁呢？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比贪人钱财还要恶劣，这是让病人失去了生的希望！医生就要有担当，要有责任感，不能怕麻烦，尽可能地为患者解决问题。当然也不能纯粹为了练技术，把病人无辜当试验品，草菅人命，这同样是不道德的。

　　唐晔：一个外科医生应该要有怎样的担当？

　　倪泉兴：外科医生应该有勇气，尽自己的努力达到相对理想的结果。自己能做的，必须努力去做，自己暂时不能做的，要去找书本，找老师，找同行，努力去做；本院、本市，甚至国内暂时不能做的，而外院、外省市，甚至国外能做的，就应该介绍给他们。只有这样，当你数十年以后遇见当初救治过的病人时，你才会有愉悦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像我收治过的一位九十几岁的老病友，每年春节从远方寄一份贺卡来表达感谢，这种感觉真好。

　　唐晔：您是否有恐惧和无力感？

　　倪泉兴：在手术台上或者抢救病人过程中，会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无力感。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不轻易服输。我们有一位胰腺癌病人，肿瘤侵犯血管，术中大出血，当我们把他的血管接通之后，病人状况还是不太好，情况已经非常不乐观，差不多快要放弃了，本来要做一个远端胰腺的外引流，但是我的一位学生说，老师，万一还有机会呢？于是我们做了胰肠吻合，术后经过惊涛骇浪，病人最终活了下来。一周前来复查，病人情况之良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病人的生死一瞬间，取决于病人家属和医生的一念之间。

　　【海上名医】

　　倪泉兴擅长诊治的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以治疗困难、死亡率高著称。很多胰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目前仅有约20%的胰腺癌患者有手术机会，即使是接受手术的患者，有相当一部分在一年甚至半年内就会复发。

　　当年一位从上海出去的中央首长在病床上曾握住倪泉兴的手说：“倪教授，我生了胰腺肿瘤，我想以后这种疾病还会多起来，你能否回去建立一个胰腺肿瘤专科，搞一个胰腺肿瘤的研究所，你一定要把这个学科搞起来。”倪泉兴说：“您放心，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会努力的，一定完成您的嘱托。”

　　2010年，倪泉兴退休后来到肿瘤医院，着手实施建立胰腺肿瘤外科和胰腺肿瘤研究所的计划。

　　在那段建科创业的日子里，妻子不幸罹患癌症，他和他的爱徒亲自动的手术，术后经过了医院各科医生的悉心治疗，仍然挡不住死神的降临。他说：“那段时间真是太辛苦，也没有好好照顾她，心里觉得很闷，很对不起她。”

　　目前，肿瘤医院胰腺肿瘤外科实施胰腺恶性肿瘤相关手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科室也积极开展各项研究，以延长胰腺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倪泉兴在华山医院当普外科主任的那些日子里，胰腺、乳腺、胃肠肿瘤、腔镜手术、肝移植、血管外科等全面发展，低他一辈的医生，他扶上马，送一程，看到他们个个成才。如今，倪教授已经七十有三，还战斗在手术台上，但他不站主刀的位置，把机会让给年轻医生——虽然他处于一助的位置，但重要操作一点也不马虎。“我很久不做主刀了，我乐意看着自己的学生一个一个地快速成长，踏踏实实地进步。他们说：有我在边上，他们心很定，不慌张，知道再难的手术，有老师在，都拿得下。”

　　倪泉兴说，等“封刀”之后，想整理医案，将自己多年来的经验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就像器官移植，一个生命的结束不代表终结，它在新的生命里将重放光彩。”

　　这些年，他在医院内阅尽人间百态，却错失了世上万般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想抓紧时间亲眼去看看。”晔问仁医 唐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