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周善铸，怀着感恩的心态，撰文讲述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对一个普通人的影响。作者谨以此文感恩、怀念钱三强先生——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说钱三强先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一点也不过分。如果没有他，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条路。

　　钱先生是我大学毕业后踏入社会的第一位领导，虽然我们同在一个研究领域，但除了年龄相差二十岁，社会地位更是相距悬殊。他是一院之首，一部之长，著名科学家，我除了开大会时能望见他，基本上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可他帮了我两个大忙。第一件事，是帮我回归了专业，并把我调到了上海家门口，同时使我这个大龄青年脱离了光棍生活。

　　1958年，我是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有一天，系党总支通知我：“系里决定送你去北大新成立的原子能系学习，那里新来了一批苏联专家。你学成后回校，担任核子物理专业教师。”

　　一年后，当我从北大兴冲冲“学成回校”时，物理系一名系副主任，为解决他与妻子的两地分居问题，让他妻子冒名顶替了南大教师的职位，我则被“狸猫换太子”调包去了天津原子能研究所。

　　像所有“大跃进”中成立的研究机构一样，这个天津原子能研究所只是一个挂了块牌子的空壳子。两年后，党中央务实调整，各行业大收缩，天津所奉命与山西原子能研究所合并，而太原的研究所改行从事放射性防护技术研究。

　　不久，钱三强先生到太原调研考察，了解到我是北京大学原子能系的毕业生，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过核子物理实验研究，他觉得如果让这样的人才，转业去从事技术性的防护工作，“实在浪费人才”。

　　于是，部长的一句话，让我非常顺利地调到了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这不仅让我学以致用，还认识了刚从复旦大学核物理系毕业的妻子——我事业、家庭双丰收。

　　那时候，钱先生完全不认识我，他发“指示”把我调去上海纯粹出于对青年人才的爱护。但是，这件小事反映出他虽官居高位，仍深入基层搞调研的踏实作风。

　　钱先生真正认识我，是在我调到上海后。我如鱼得水接连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市政府的重大科技成果奖，1981年，获选参加“中国科学院核技术代表团”访问欧州。

　　国门初开，我们要提前两天到北京集合，认真学习“二人同行制”、“严格保密律”等，如上街出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不能单独接触外国人，不准去跳蚤市场购买廉价商品，以及遇到敌对势力使用金钱、美女诱惑“策反”时如何应对等等。

　　访问回国后，不能马上解散回家，要集中在院部进行总结，并向有关领导汇报。我就是在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汇报时，第一次面对面地和他交谈。

　　当时我们这个代表团七个人，加上钱三强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八个人围成一圈，由于大家都同一专业，彼此谈得很融洽，很自然。

　　钱先生丝毫没有中央领导、著名科学家的架子，他说自己只是比大家“早走了几步”，只是以一名“老兵”的资格，提一些建议和看法。他的一句口头禅是“老马识途”。

　　我觉得，愈是有学问有水平的领导，愈是谦虚谨慎。因为他们的学识、成就、气质足够服人，没有必要用“架子”或者行政命令来压服他人。

　　钱三强三十多岁就已经卓有成就，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定会有更多建树。然而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国家需要，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组织工作，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第二件事，是钱先生帮助我解决了科研实验中的一个大难题。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研究所百分之九十五的科研人员都下乡搞“四清”了，我因为正率领着一个研究集体，承担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而留了下来。在业务必须无条件服从政治的形势下，可以窥见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然而，在进行快中子物理测试过程中，我遇到了无法获得精确数据的大难题。

　　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事被钱先生知道了，他立即叫我去兰州物理研究所取经，因为那里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就这样，他的“穿针引线”帮了我的大忙。在兰州，他们的所长、原子核物理学家杨澄中院士亲自接待了我，无私介绍经验教训，还特地请我到他家里，用好茶和点心亲切招待，解决了卡住我脖子的一只“拦路大虎”，帮助我们及时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任务，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嘉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没有能力和机会报答钱先生，但会永远记住和感激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