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到2011年，钱勤发在新民晚报当记者整整30年。他是上海滩著名的政法记者，许多轰动上海乃至闻名全国的大案、要案、名案，都有他报道的文字，以及长篇通讯。有人称他为“上海第一政法记者”。他说，哪敢称第一？无非跑得勤快一点，写得认真一点。

　　当记者三十载，发表新闻作品300万字，钱勤发说，他没有什么秘诀，“30年坚守了两个字——认真。”

　　1学老报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

　　1981年9月，靠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在实践考试中第一名的成绩，钱勤发进入正在筹备复刊的新民晚报。用他的话来说：“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新闻记者的角色转换。”

　　钱勤发说，他们这批人原本不懂办报，门外汉进了门，全靠老晚报人言传身教带出来的，传承的也是老晚报人的忠诚、严谨、踏实，以及对报纸的爱，对读者的爱。

　　钱勤发说，“认真”便是他从老报人身上学到的优秀品质，也影响了他30年的记者生涯。

　　“当时新民晚报搞试刊，全报社上上下下认真对待，试了好几次，用的稿子不是随便找现成的，全是记者外出采访来的鲜活的选题，是绝对的实战练兵。”钱勤发回忆说，“如此认真办报，不仅开了眼界，还深刻在心里。”

　　有两件小事，让钱勤发至今不忘。

　　那是新民晚报复刊的第二年，他和老摄影记者夏永烈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线索，到江湾五角场采访一家名为“三得利”的修钟表店的个体户。采访完已是中午时分，个体户老板硬要留下他们吃午饭。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在一家小饭店里，近似现在的排档，点了三四只菜，共计20多元。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部门领导知道了这顿饭，向我了解情况，很严肃地关照我，把饭钱退还给人家。我和夏永烈又跑了一趟五角场，把饭钱付给了个体户老板，弄得人家很尴尬。”

　　这件事情，钱勤发怎么也忘不了。他说：“这说明老晚报人品格端正，做人做事都很认真。不能拿的东西不要拿，坚守自己的底线。”

　　还有一次，正值盛夏，报社某位记者穿着“无领老头衫”外出采访，在采访对象眼里，这位记者穿着太随意，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特意打电话到报社核实，是否真有这么一个记者。这件事后来在报社传开，对钱勤发印象也很深。

　　“我每一次采访，不但准时准点，还得注意自己的衣着，这不仅是对被采访对象的尊重，也是对记者这个职业的尊重。我个人出去，代表的是报社，不能坍报社的台，用现在的话来讲要有点腔调。”钱勤发说。

　　2深入基层一年踏坏一辆自行车

　　“当时晚报十分强调深入调查采访，要求记者一定要到现场采访，不可以电话采访，不能在通讯员的稿子上随意加上自己的名字，更不可以胡编乱造。”钱勤发回忆，“一经查实，报社大会通报批评不说，还可能被吊销记者证。”

　　当时，钱勤发被分配跑普陀、杨浦、闸北和吴淞（现在的宝山区）4个区的新闻。这4个区当时算是比较偏远的，他踏着自行车，跑遍区属公检法司及各个部门、街道，经常跑到居民家里，探访社情民意，挖掘市井故事，这样一跑五六年，自行车也换了五六辆。

　　“晚报当时有个专栏，叫‘道德法庭’，谴责的都是一些够不上法律制裁，但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而且被批评对象基本不用化名，因为化名以后批评的力度不够。”钱勤发说，“这样的稿子读者爱看，但也可想而知，如果采访不深入，很容易被人抓到‘扳头’，搞得你精疲力竭。”

　　钱勤发就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事情并不复杂：虹镇老街一男一女谈恋爱，女方的家人嫌男方条件欠佳，竭力反对两人在一起。每次女方跟男方约会回来，都会遭到家人的辱骂和毒打。在多次被打以后，女方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喝农药自杀了。

　　为了了解事实，钱勤发采访了居委会、派出所、女方家的左邻右舍，不管是街道干部、派出所民警还是女方的邻居，都向他证实了女方家人对其确有辱骂毒打的事实。

　　走完这一圈，其实可以动笔写了，但钱勤发觉得还不够。“虽然他们都跟我说打了，可如果我能亲眼看到，写出来就更有说服力了。”

　　女方的遗体放在宝兴殡仪馆等待火化。钱勤发找到了当地的法医，请法医带他前往殡仪馆。

　　就这样，钱勤发在停尸间看到了女方遗体的手臂腿脚上青紫斑斑伤痕累累，直到那时，他才决定动笔写报道。报道刊出以后，反响强烈，被推上“道德法庭”的对象无话可说。

　　3连续五六个春节到监狱采访

　　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钱勤发作为新民晚报的特派记者前往新加坡，新民晚报也是现场16家大陆媒体中唯一的晚报。

　　“近一个星期，我都在酒店和会场之间奔波，采访后写稿发稿，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零时。”钱勤发回忆，“那时候出国还是很新鲜的事，我回来以后，朋友们问我新加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说只知道圣陶沙，是跟着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起去的。”

　　虽然说不出新加坡的印象，可钱勤发对“汪辜会谈”的种种细节却记忆深刻：“我至今保存着采访的所有资料，包括我的手稿、在会谈现场拿到的材料以及我拍的上百张照片等。”

　　为了采访到最生动的新闻，节假日往往是钱勤发最忙碌的时候。

　　“曾经连续有五六年时间，我每年的除夕或者大年初一，都要到提篮桥监狱采访。”钱勤发说，“现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同志当时刚刚担任提篮桥监狱监狱长，在他任内，监狱发生了很多变化，确实年年都有新闻。”

　　一件小事让钱勤发意识到，这个新来的监狱长不一般。

　　“那时候，刘云耕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食堂泡开水。一个犯人见地上淌满水，就主动接过监狱长的热水瓶打了水后递上。刘云耕接过开水瓶后，对犯人说了句‘谢谢’。”钱勤发说，“那犯人愣了半晌，不知如何作答。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监狱。监狱长对犯人说谢谢，确实没见过。”

　　这件事后来被钱勤发写进了报道，并引发了强烈反响。

　　“刘云耕同志本是研究劳改理论的，他对改造犯人有不少新观念新思路。比如改善犯人们的伙食，甚至还头一次把监狱的新岸艺术团带到‘万体馆’演出。”钱勤发说，“这些做法，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不过我觉得他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监狱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有利于改造犯人。所以我多次报道提篮桥监狱的新鲜事，表示支持。”

　　4记者要有责任意识竞争意识

　　在新民晚报工作，抢发上午消息是每个记者的必修课。

　　1986年7月8日，余铁民受贿案终审宣判。余铁民在案发前是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受贿3万多元，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余铁民受贿案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反贪案中“惩处官员级别最高、案发时间最早”的，被称为“上海反贪第一案”。

　　“在1986年，3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当时量刑， 1000元一年。再加上余铁民是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这个案子全国瞩目。”

　　不过，当天的宣判安排在下午，如等到宣判以后再发稿，晚报的消息就落后于日报了。

　　“这么重大的案件，我们不可能不报道，但在下午宣判等于让我们落后日报半天时间。所以，要抢在当天上午，发一个预告性的消息。”

　　这篇标题为《本市查获重大受贿行贿窝赃案》的400多字消息，钱勤发透露了其中一些审稿内幕。当时他顶住压力，在近乎绝望时，通过市委领导将稿子审阅通过，刊登在当天晚报的头版头条，也是全国媒体中关于“上海反贪第一案”的首篇报道。

　　钱勤发说，最让他感到惊喜的，是在抢稿中还能结交到好朋友。

　　“1991年我去北京采访全国两会。一天上午10时，政协举办书画会，我9时过后早早赶去，准备写个侧记。”钱勤发回忆，当时去了很多书画大师，“我平时也比较喜欢书画，有点积累，对这些大师还算比较了解，见谁认谁。否则在上午那么紧张的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完成采访。”

　　在书画会现场，韩美林的才情、魅力让钱勤发着迷：“一张两米多长的宣纸铺开，他在上面挥毫泼墨，一会儿工夫，一头活灵活现的大骡子跃然纸上。”

　　看完韩美林作画，已是10时30分，钱勤发迅速赶回住地，写下700多字的侧记，打电话向上海传稿，报道当天见报。下午，在北京印刷的新民晚报便送到了代表委员的手中。

　　韩美林看到晚报上关于政协书画会的侧记，很是惊奇，特意请丁聪约来钱勤发，对他的工作表示钦佩。

　　“后来，韩美林还请我去了他家，送了我两幅画。”钱勤发笑着说，“抢稿的时候，我根本想不到这么有名的大画家会和我成为朋友。正是因为我认真，才有了报道的后续故事。”

　　5整个记者生涯时时刻刻都在积累

　　2001年8月8日，新民晚报推出“新民随笔”专栏，从报社资深记者中挑选七位任栏目主笔，每人每周一篇。钱勤发负责周三的撰稿。

　　“别看只是千字左右的文章，我准备的素材有时几倍于写出来的内容。”钱勤发说，“越是短的文章，越要好好琢磨。”

　　“我写的文章里，反腐倡廉的题材占了相当一部分，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有的批评直露一些、有的婉转一些、有的含蓄一些、有的尖锐一些，关键在巧妙找准角度，攻其一点，以小见大，批评到位。”

　　在语言风格上，钱勤发力求简洁活泼。“有时候为了修改一个词，要翻翻辞海。晚上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一个好的词语，会爬起来，用笔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