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晚报复刊已经三十年，老社长赵超构先生离开我们也整整二十年了。 

　　记得1981年11月5日，老社长给报社全体员工作报告，阐述“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因为要记录，我早早到了会场，挑了个靠前的位子。老社长那天情绪极好，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当时我已在副刊组（后改为副刊部）工作，所以特别注意老社长谈如何办好副刊。他在讲话中谈到：“我们准备每天出两版副刊，决不是追求票房价值，是根据晚报的分工和特点，根据上海社会实际确有必要这样做。副刊好比是绿化地带。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扩充大片的绿化地带。”他还说：“副刊有两版，应当是又广又杂，不拘一格。总的原则是不要偏食，偏食缺乏营养。其范围是思想、山水、人物，历史、民情、风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奇珍异宝，电脑卫星，日月星辰，草木虫鱼以至做蛋糕、猜谜语。只要有益有味，不含毒素，丰富多彩是没禁区的。”这就是老社长为《夜光杯》定下的编辑方针，一直传承到如今。实践证明，坚持综合性，广些广些再广些，才能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阅读需求。 

　　就在那次讲话后不久，报社出了几期试刊。一天上午，老社长来到副刊组办公室，同我们随便聊天，其中有一段评报意见。他说：“《夜光杯》要雅俗共赏，两个版有所分工，但不要太明显，专栏名要简洁一些。《未晚谈》两个版都可以放。”最后，他说：“《夜光杯》的读者对象应该把8岁到80岁包括进去。” 

　　老社长的个人专栏《未晚谈》，“文革”前是放在新闻版上的，复刊后移到了《夜光杯》，这让我们这些副刊编辑能先睹为快。老社长手稿的字写得比较大，字迹清楚，每篇稿件几乎都用红笔修改过。可惜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又是铅字排版，原稿容易被油墨所污，所以大部分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极为遗憾的。 

　　复刊后不久，因老社长《未晚谈》的一篇文章，还引发了一场讨论。那是1982年3月5日，老社长写了一篇《武戏不妨文唱》，对电视连续剧《武松》中的一些打斗叫喊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老社长拿来一封反对他观点的读者来信，要我们刊登，他还要求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挑出来，编成一组文章发表。结果，我们挑了五篇文章，如《武戏何妨武唱》，《“叫”也是一种流派》等，并用“与林放同志商榷”作大标题。这组文章刊出后，读者都佩服老社长的气度。老社长也感到满意，他说：“报上就是要多一些读者的声音。” 

　　老社长看《夜光杯》非常仔细，常常会给我们一点意见。记得有一年夏天，上海电视台播放一部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其中有个反派人物庞公公，颇引起一些议论。我们就登了一幅幽默小品来讥讽他。因为上海的读者都知道庞公公为何人，就没有介绍其人的出处。老社长看到后，就批评我们没有读者观念，他说：“外地没有放这部电视连续 剧，那儿的读者很可能不知道庞公公是何许人，我们晚报有几十万份外地订户，你们可别忘了外地读者。”老社长时时处处想着读者，让我们深受教育。 

　　老社长对《夜光杯》的青年编辑很关心，记得1990年10月中旬，副刊部主任吴承惠先生去奥地利访问，由我们这些“小字辈”临时当家。有一天中午，老社长来到副刊部办公室，一进门就说：“昨天的版面(指《夜光杯》)我非常满意，文章篇篇好看。”他还告诉我们，他女儿看了昨天的副刊后也说，还是《新民晚报》好看。老社长谆谆嘱咐我们：“报纸要编得读者爱看，才算成功。” 

　　老社长虽然离去那么多年，但他把热爱读者的精神传了下来，这是《新民晚报》最重要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