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学人风范

　　朱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可在复旦学子眼中，他又是那么普通。一名复旦毕业生回忆：“记得复旦岁月中，总有朱老师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穿越北区的场景，那时候朱老师70多了。还有，朱老师的课上，嬉笑怒骂，指点历史的场景。”

　　朱维铮教授治学严谨、功力深厚，许多著名学者均表达敬重之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听先生聊天，古今中外，真是胜读十年书。先生博学慎思，敢讲真话，尽到了一位正直的史学家、经学家应尽的学术责任，先生走好！”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易中天评价说：“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既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

　　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杨志刚是朱先生的学生，他表示，朱先生的脾气很大，但对学生，除了课业上的责难外，一直平易温和。他求学时常去朱先生家请教问题，“朱老师经常躺在床上跟我聊天，一点架子都没有。这种言传身教的机会，太难得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也是朱维铮的学生，他回忆起1986年的一次会议：“那是一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会议。朱先生要我们都写一份会议纪要交上去。结果每个人的纪要都被朱先生用红笔划掉了三分之二。他告诉我们，历史系的人写文章一定要做到‘陈言务去’。这句话我受用终生。”

　　探求历史真相

　　在朱先生晚年的重要著作《重读近代史》中，他这样写道：“多年来我重读近代史，便尝试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在朱先生看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上推至明朝后期。他还把徐光启定为“中国中西交流第一人”，花大力气编撰与徐光启交往甚密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著作《中文著译集》。

　　朱维铮教授被查出身患癌症后，依然坚持上课。上学期的一堂通识课《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朱先生的最后一课。同学们回忆，那天，先生坚持不要他人搀扶，自己走到三楼的教室。在课上，他给了所有学生一条建议：改变观念。国人的世界观大多还停留在孔子时代，甚至不如李鸿章、魏源等人。“我希望不虚此生，开始探索从孔子到康有为、章炳麟那一串‘死者’，到底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中间留下怎样痕迹？”这是朱维铮留下的一句话。他在学术界、思想界奋战了半个世纪，果然不虚此生。更可贵的是，他的一生，都在纯粹地治学、做人。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实习生  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