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

　　朱枫（1905—1950），名谌之，字弥明，浙江宁波人。出生于富裕的渔商家庭的朱枫，青年时期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到思想进步的陈修良影响，参加声援五卅运动。后来她远嫁东北，丈夫于1932年病故。此后，在镇海，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开始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积极组织青年、妇女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演出《保卫卢沟桥》等话剧，震动了镇海县城。1938年，日寇逼近镇海。朱枫与家人离开家乡。她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引下，先后在金华、武汉、皖南新四军军部、桂林、上海等处，从事文化与贸易工作。

　　1945年春，她由徐雪寒、史永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表面上，她仍以女老板的身份在国统区活动，常常出入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搜集不少重要情报，并成功地掩护多位地下党同志。

　　1949年朱枫奉地下党指示去香港工作。11月下旬，她接到上海中共华东局的指示，要她立即去台工作。临行前，她给在上海的爱人朱晓光的信中写道：“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有更重要的应先做去。”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别是有意颠倒的。

　　兰沙丹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抵达基隆港。随后，朱枫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作为经验来总结，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第二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枫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

　　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蔡孝乾，又名蔡乾、蔡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对蔡乾进行过专访，在《红色中国杂记》中以“台湾人”为题描述了蔡孝乾的身世：

　　蔡乾于1908年出生在台湾（福摩萨）省台中市附近的彰化。他父亲是一家粮店的会计，是三百个福建家族之一的后裔。这些家族当年是同领导反抗满族斗争的“国姓爷”（指郑成功）一起渡海来到台湾的。

　　蔡乾6岁上小学，学习日语，八年后毕业。他留在彰化的母校教了一年书。1924年，他父亲和台湾中国文化协会各为他筹措了部分路费，送他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这所大学1924—1925年间的校长是于右任。

　　在上海大学，蔡乾学习了社会学，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1926年12月，他返回台湾，从事中国革命的宣传工作，并在文化协会内部组织了一个左翼团体。早在上海时，他就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文化协会采用了一个激进的纲领，日本人得悉此事后，便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了十位协会领导人，他们全是从大陆上回来的大学生，另外还逮捕了二十名青年。

　　1927年1月，蔡乾在台河谷被捕入狱。根据他行李中发现的激进的印刷品，他被控犯有共产主义嫌疑罪，因此被判处监禁一年，同年11月获假释出狱。蔡在狱中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没有受到虐待，文化协会的人还可以给他送食物。蔡出狱后，在《大众时报》任记者。

　　1928年4月，日本和台湾的学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台湾共产党组织，蔡建立了在台湾的基层组织。在台河谷，日本警察发现了他们的组织，逮捕了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