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位曾经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女作家，发表了一篇题为《贵宾》的小说。万万没有想到，由此落下了“影射江青”的嫌疑。（本文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7期）

　　鲁迅为她写序言

　　葛琴（1907-1995）出生于江苏宜兴丁山镇一个商人地主大家庭。父亲葛沐春是个开明的文化人，在家乡创办丁山小学，自任校长16年，为了谋生，也开过陶作坊。童年的葛琴目睹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总要出去躲债，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在葛琴幼小的心灵里，从此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

　　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13岁小学毕业后，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未能就读。可是葛琴并未放弃，第二年又考上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想让长女难受，向人借钱，供她上学。初中毕业后，又升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在该校任教的张闻天是葛琴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的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在工人夜校兼职教课。

　　1926年秋，19岁的葛琴由侯绍裘、张闻天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又参加了1927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她以小学教员作为掩护，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的机要秘书，常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行联系。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她机智勇敢，与女交通员夏之栩、陶桓馥一起被誉为革命的“三剑客”。

　　193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葛琴收到《北斗》主编丁玲的征稿信，提供了10种创作题材供作者参考，其中有一类是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葛琴想起那个悲惨的夜晚，远望着在战火中被焚毁的“东方文库”——商务印书馆，于是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了小说《总退却》，发表在《北斗》2卷2期上。虽然只是一篇处女作，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好评。小说一发表，冯雪峰立即以“丹仁”为笔名写了一篇评论：《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豆腐阿姐》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所写。冯雪峰肯定了作者“对于急于要求文学表现伟大题材的浓厚兴趣”，指出作品在文艺上虽然“幼稚”，但决不能“卑视”。此后，葛琴又写了《一天》《蓝牛》《犯》《路》《罗警长》《枇杷》等短篇小说，都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

　　1933年，葛琴的朋友、“左联”成员叶以群，正在上海天马书店任编辑，建议她将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同年12月18日，葛琴给鲁迅写信，想去拜访他，并请鲁迅看看书稿，为她写序。

　　鲁迅一向关心和扶植青年作家，他约葛琴和几个青年，于12月22日下午在内山书店见面，然后到公啡咖啡馆长谈。咖啡馆坐落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上（即现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是一幢坐西朝东三层砖木结构沿街楼房建筑，店门朝东南方向。

　　在去内山书店的路上，葛琴怀着满心的喜悦和惶恐，以为拿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一位大文豪，也许会遭到拒绝。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葛琴和几个朋友按约定的时间走进内山书店时，却见到鲁迅从日本火钵旁站起身迎了上来，并很亲热地招待他们。葛琴急忙把带来的稿子拿出来给鲁迅。只见鲁迅接过去，大略翻了翻，说内中有几篇已经看过，接着就鼓励她继续写作，并且立刻答应为她写序。葛琴此时的感动、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1936年11月葛琴在杭州写的《〈总退却〉后记》里，回忆三年前见到鲁迅的感觉时，这样写道：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老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的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我们热烈的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青年的老人。

　　1933年12月25日夜，鲁迅为《总退却》撰写了序言，指出：“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了农村的缘故罢。”

　　鲁迅的序文写好了，可是出版却出了问题，因为叶以群于1934年夏天被捕，已不能为葛琴出书奔忙了。鲁迅得知后，又伸出援手，与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联系，在1937年3月出版了这部短篇小说集《总退却》。书出版时，鲁迅已逝世。

　　想起第二次去拜见鲁迅的情形，葛琴深切地感受到：“我才认识的这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1940年，葛琴在桂林认识了杜宣。一次他们谈到鲁迅先生对青年的爱护和帮助时，一向沉默的葛琴忽然活跃起来，她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就是鲁迅先生亲自修改的。先生一共改过三次。第一次送去，先生看过后说，写得太乱，教我如何将头绪理顺，我根据先生意见重新写过；先生看后，又提出了很多意见，我又去重写；第三次送去后，当我去取稿时，看见稿子上先生删改了很多地方。先生说，就这样发排吧。当先生送我到门口时，我兴奋地问：还要过多少年我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先生哈哈大笑，伸出两个指头说：‘至少还要20年。’”

　　误信夫亡而再婚

　　葛琴与华岗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结婚，共生过两个孩子，一个出生不久即去世，另外一个出生于1931年，名叫华贻芳，2005年去世。

　　华岗（1903-1972）又名华西园、华少峰，浙江省龙游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和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和哲学的著名学者。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岗先后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江苏、顺直（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1932年9月，党组织任命华岗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化名刘少陵，并以皮货商人身份作掩护。他告别妻子葛琴后，从上海乘船去东北。途中，因护送他的交通员被特务认出，跟踪到青岛，两人一起被捕。审讯时，华岗沉着机智，始终未暴露中共党员身份。敌人一无所获，以“共产党嫌疑犯”判处5年徒刑，关在济南山东第一监狱。

　　此时，葛琴的弟弟送来一封信，葛琴看到那熟悉的字迹，赶紧打开看。那是华岗从监狱里千方百计传递出来的。信中说：“经商途经青岛，得病住院。”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葛琴，一下子就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他被捕了。她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这时，葛琴又得到一个消息，说交300元即可赎人。可是葛琴哪来这么多的钱呢？鲁迅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葛琴正需要钱的事，他当即将刚刚收到的100元稿费交给葛琴。当时，正在一旁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明白鲁迅为什么要把钱借给这位并无深交的妇女，鲁迅回答道：“有钱的人帮助困窘紧迫的人，不是理所当然吗？”鲁迅在1933年12月28日日记中写道：“午后收大阪每日新闻社稿费百，即假与葛琴。”这是鲁迅应日本稿约，为他们写了一篇《上海杂志》的文章所得的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