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就溜出去看戏

　　来上海后，我时常做着这样一个梦：在家乡的田野里，我领着弟妹拾田螺、拔笋、捡栗子……醒来心里想，不知道弟弟妹妹现在怎么样了？看到观众席里有个小男孩，有点像我弟弟的样子，我就会呆呆地看上半天。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像母亲的背影走过，我会不由自主地追上去。为了能早日接济家用，平日里我十分节省，离家时母亲给的两块银元用了好几年，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大约是三十个铜板，相当于一角多一点点（一角约等于二十五至三十个铜板）。实在想吃零食了，就花三个铜板到隔壁烟纸店（小杂货店）买一包花生米。进天香戏院半年后，我拿到了平生第一次包银，这份包银还是我老师去向老板争取来的。每月五元，总共是三十元，我给自己留了一点钱，其余全都寄回了家，这也是我对父母尽的第一份孝心。

　　那时，我的生活除了学戏就是看戏，我本来就是个戏迷，如今上海剧场林立，更是如鱼得水。当时的越剧剧场相距都不远：天香大戏院在天津路，皇后大戏院在南京路西藏中路口，老闸戏院在北京路老闸桥，通商剧场在北京东路，大来剧场在贵州路，“皇后”的隔壁是“天宫”，后来开的“国联”、“上海大戏院”则在“皇后”对面。戏院之间步行至多只要十几分钟，每逢演出空隙，我就溜出去看戏，也不用买票，当时的日场演出很少有满座的，去别的剧团找小姐妹，顺便就到剧场里看场“白戏”。我老师在通商剧场演出的时候，我常去浙东大戏院看筱丹桂的戏，“浙东”和“通商”只隔一条马路，非常近。时间久了，我和丹桂剧团的演员就比较熟了，筱丹桂在舞台上擅长演“马寡妇”、“刁刘氏”一路的“艳旦”戏，台下的为人却非常朴素忠厚，每次见到我，总是亲切地招呼：“妹妹，来玩啊。”毫无红伶的架子。有时她和剧团的小演员玩牌九，赢了钱从来不拿，仍旧分还给她们。有人问她为何这样，她就会苦笑着说：“我拿了那些钱也是给张春帆，还不如分掉呢。”她苍白的脸上那种伤感无助的神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除了看戏，就是看电影了，这也是当时普遍又便宜的娱乐方式。我在天香戏院当学员时，范瑞娟是团里的三肩小生，我们两家的父亲是好友，我同她在家乡时便已认识，这次异地重逢，自然倍觉亲切。星期天上午，我俩经常结伴去看半价电影，看完电影总是错过戏院的午饭时间，我们就一人买一包萝卜干，边吃边评论刚才的电影。那些年，我养成了每周看一次电影的习惯，当时上映的各路中外影片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后来的表演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帮助，比如陈云裳在《木兰从军》中的一些表演，我后来也在舞台上加以吸收利用。在通商剧场演出时，吴小楼在团里担任三肩老生，我们俩年龄相近，经常在一起玩，比如买一包盐炒豆分着吃，边吃边探讨当天的戏……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侵略军占领租界，自此上海全面沦陷。当时我们正在通商剧场演出，听见门外有人喊：“日本人来了！”大家顿时着了慌，我在戏院的阁楼上，看见大家都往外逃，脑子一发晕就有一种往下跳的冲动。日军占领时期，生计益发艰难。当时的社会官商勾结，物价飞涨，百业萧条，越剧的演出也由繁荣走向低谷。我印象最深的是，剧团派我们这些小演员排队去轧户口米，所谓“田鸡要命蛇要饱”，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力气小，被大人一挤就挤出了队伍，常常空手而归。后来米店用白粉笔给排队的人编号来维持秩序，这样我们才能买到一点碎米，里面还掺了很多砂石。老板为了节省成本，每天就烧菜泡粥，吃得慢的人只能盛到一碗，即便吃得快的能再盛到一点，可粥里面都是砂石，只能一面吃一面拣，可想而知有多么难以下咽。就是这样也还不能吃饱。有一天晚上，我与小姐妹去别的戏院看演出，回来时正好遇上戒严，我们被带到牛庄路的巡捕房，同时被抓的还有十来个人。我们被关了约两个小时，我当时又急又怕，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一个巡捕见我身体单薄脸色苍白，对他的同事说：“这个小姑娘面色煞白，像是要昏倒的样子。算了，还是放她们回去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晚上出去了。身为中国人，连在自己国土上行走的自由都没有，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个世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