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一次正式“挑大梁” 

　　在南翔演出的这一个月里，真是担惊受怕到了极点。虽然最后有惊无险，回到上海后，我再也不敢出去演戏了，还是在老师身边安全。但无论我怎样留恋老师温暖的羽翼，终究还是要面临真正“单飞”的那一天。1945年下半年，老师结婚逐渐淡出舞台，意味着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即将失去靠山，在越剧舞台上独自奋斗。在学艺生涯里，我的老师不仅悉心传授我表演技艺，更是我人生的“庇护伞”，替我遮风挡雨，让我免于在这艰难乱世中沉浮飘零。对这位“阿姐老师”，我始终心怀感恩。 

　　我第一次正式“挑大梁”是在1945年8月。当时，同孚戏院邀请我作为头肩花旦，与邢月芳大姐合作演出。邢月芳师承男班艺人马潮水，她的嗓音宽厚，传统戏功底扎实，对我这个小妹妹颇为照顾。团里的编导林健、闻钟等先生，善于挖素材写故事，新戏题材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如《茶花女》《汉明妃》《西太后》《时代青年》《杨乃武》《女皇秘史》等。因为观众看戏讲究新鲜感，戏码更换频繁，老戏新戏交替演出，有时每隔两三天就要换一出戏。那时的编导制度还并不完善，导演有时只是给你一个大纲几段唱词，简略地说一点戏，具体怎么演怎么唱，更多还是要靠演员自己去发挥，基本上属于“半路头戏”。 

　　同孚戏院位于石门一路，相比当时其他闹市黄金地段的剧场，位置略偏，在业内被认为是一个不容易唱的场子。我在1945年至1947年，前后三次进同孚演出，票房却一直很好。这和时局也有一定关系，随着抗战胜利，越剧演出市场日渐繁荣。这一时期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积累期和上升期，在连年累月的演出实践中慢慢站稳脚跟，在观众中逐渐有了一定影响。当时有报纸评论说，短短几年，我从一个六肩花旦（其实就是龙套）飞升到头肩，进步之迅速，令人刮目相看。其实，从学艺算起，我在舞台上也已经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差不多等于一个初中生念到大学毕业。 

　　大学生要有一技之长，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坐稳头肩位置，也必须掌握一定的艺术才能。首先，必须会演众多传统老戏，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沉香扇》《盘夫索夫》《玉蜻蜓》等，还有一些应时戏，如端午演《白蛇传》，中秋演《阴阳河》，七夕演《牛郎织女》等。另外，头牌演员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拿手戏（或称看家戏），所谓“名角必有名剧”，如王杏花的《秦雪梅吊孝》《叶香盗印》，竺素娥的《投军别窑》《武松》《剖腹验花》，姚水娟的《沉香扇》《孟丽君》《貂蝉》等。 

　　我演戏不大会耍噱头，相信认真用心的表演才经得起观众的审视和回味。以前在学艺阶段，只是简单地模仿老师们的唱念做打，后来戏演得多了，逐渐悟到一些表演中的道理，能够举一反三，融入自己的体验和设计，也有了几出自己比较拿手的戏，如《沉香扇》《三看御妹》《孟丽君》《盘妻索妻》《白蛇传》等，这些戏都是在前辈老师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丰富，感觉演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比如在《沉香扇》“书房会”一折中，姚水娟老师过去的演法是，她故意戏弄徐文秀说，我要到河南与蔡小姐拜堂成亲，等到第二年我们生个儿子，说着她作双手抱孩子状，一只脚抬得高高的，眼睛瞟着徐文秀，像是在刺激他，看我多么幸福，如何肯把小姐让给你呢？我在演出时，根据剧本的变动，在吸收姚水娟老师表演风格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发挥。当徐文秀要求让他去河南招亲时，我唱道：“小姐的终身……”唱到“终身”二字时，我故意压低声音拉长音调，引得徐文秀喜出望外：“这么说来你是答应了？”此刻我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提高声音唱道：“我不依——”把水袖用力向两面甩开，右脚往左边一抬，冲着徐文秀得意地一笑，把个老实书生气得无计可施，观众看了也乐不可支。另外，对于“书房会”中两人的出场，我也做了一些改动，原来是蔡兰英走在前面，徐文秀跟在后面，我改成蔡兰英拉着徐文秀的手快步出场，这样更能体现两人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尤其是蔡兰英与金榜夺魁的未婚夫重逢时的欢喜与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