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首度揭秘香港回归谈判最后阶段的真实细节，独家呈现回归前夕中英就香港防务、财政、经济、民生、司法、出入境、资产和档案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问题反复角力的内幕。本报节选连载。

　　1.谈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难忘一课

　　财政预算案是现代政府理财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计划和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对经济民生影响重大。

　　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显然，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香港历史性的回归，其中前3个月为港英政府管治，后9个月将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这个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财政政策、收支计划的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必然对后一个年度的预算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尚未产生前，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未来特区利益，与英方就97/98、96/97两个过渡期财政年度的预算案编制进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权交接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香港财政政策平稳过渡的客观需要，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精神。

　　英方对于这些重要原则表面上不持异议，实际上却想独自把握，以便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因此，不仅想方设法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以粉饰政绩。中方为了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好家底，几经周折，不懈努力，才得以在预算案编制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影响力。

　　在这过程中，我个人也经受了不少历练，多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可谓是谈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难忘一课。

　　中英双方自1994年开始就过渡期预算案编制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专家小组进行正式磋商。为了主导谈判的方向，英方抢先公开向社会宣布，它将向中方“介绍”96/97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过程，并就跨越回归的97/98年度预算案“咨询”中方意见，一个“介绍”、一个“咨询”，先入为主地界定了中英双方在未来专家小组中的角色。

　　港督彭定康1994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以及英方在当年底向中方提交的书面意见均表达了上述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中代处内部曾一度对此缺乏警惕，在1994年底召开的两次联络小组全体会议上居然没有对英方立场提出异议。

　　1995年我接到准备上手财政预算案编制谈判的任务后，和同事们对有关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英方的观点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徒取合作之名，实际上是把中方的作用限制在听取“介绍”和接受“咨询”的范围，这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也是对未来特区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中方应该实质性地参与到两个过渡期预算案的编制过程中去，尤其要对97/98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制采取以我为主的立场。

　　当然，以上看法不仅是对英方立场的挑战，也是对以往谈判思路的修正。我先后向新任首席代表赵稷华大使和国港办鲁平主任作了汇报，并非自恃高明，而是和每一个有担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竭忠尽智为决策提供参考。

　　我的看法得到了赵大使和鲁主任的支持，决定成为中方的正式立场。

　　现在回忆中英谈判那段时光，我们参与的所有人都满腔热情，憋着一股无私无畏的劲头，虽然对问题的看法有时有差异，但基本不存私心芥蒂，大家的目标和行动都植根于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我想这种精神也是我们成功完成一系列谈判、实现香港完整回归祖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内部统一思想之后，就该寻找好的时机，与英方过过招了。机会很快就来，1995年2月27日，报载港督彭定康宣布，考虑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在即，有必要将香港的财政预算案“知会”中方，因此已将港英政府95/9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向鲁平主任通报，俨然一副真诚的姿态。被港人嬉称“肥彭”的这位末代港督向来善于选择性放料，这次恰好为我“抛砖引玉”。这一天，我应邀出席香港友好协进会的一场活动，其间记者询问我对彭定康宣布通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