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作就找《收获》

　　谈到中国文学，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的名字经常被连在一起提，昨天，他们也正好坐在一起，并接连发言。余华说，自己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马原表示，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最长的中篇《西海的无帆船》、最主要的小说《虚构》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苏童说，《收获》是一条船，在最黑暗、最茫然的文学洪水中的一条救生船，而马原接着他的话说：“《收获》就是这一条船，我们有幸搭上了这一条船，因此我们名字被中国读者记住了，或者是曾经记住。我中断了足足20年写作，但是我回来又有机会重新拿起笔写小说，第一个能想到的还是《收获》。”马原透露，自己正在写一部新长篇，“我希望能够在一甲子的时候有了新作，还是像当年那样诚惶诚恐地把新作品拿到《收获》来，让《收获》的编辑们选择。”

　　选作品一贯公平

　　艾伟说，《收获》有一个品格特别好，就是它是好作品主义，它把人情和作品分得很清楚，这是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收获》这样的杂志也是一个社会公信，我觉得这样一种品格对所有作家都是公平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艾伟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作家的印证。陈村说，据他所知，《收获》退过许多一线作家的稿子，“它的标准是‘好文学’，而不是某一流派或那种同人刊物”。

　　熊正良在《一根无情的横杆》中写道，1990年《收获》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来上海改稿，并第一次到《收获》编辑部。他看到一个准备交寄的纸包，“那上面的名字很响亮，属于我辈需要仰望的那一类。”他问编辑钟红明这是要干吗？“她说我们用了你的长篇，他的要退回去了。”

　　立规矩不登广告

　　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是《收获》的传统，虽然发行量是目前国内同类文学杂志之冠，但它一直坚持不登广告。孙颙说：“巴金先生不让《收获》杂志登广告，我觉得他是在坚持一个标准，他希望《收获》杂志是由读者来养活的，他不希望商人来参与。”孙颙说，巴金后面的办刊人都坚持了这一个原则，为中国的文学界、文化界保留了一片思想文化的净土。

　　虽然坚持不登广告，但《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告诉记者，《收获》一定会做电子阅读方面的尝试，更多地争取年轻读者，消除文化断层。“《收获》最新一期刊登了年轻作家七堇年的小说，她的粉丝纷纷询问哪里有电子版可以阅读，如果我们不做，就是主动放弃市场。”

　　重沟通相互尊重

　　鲁敏提到，《收获》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传统，就是编辑经常会跟作者沟通。“我没见过《收获》的叶开老师，但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话里沟通或通过邮件来交流。这个传统特别珍贵，这在如今或在编刊物的过程中可能已很少见了，每次接到电话或邮件，我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认同或者很好地执行修改意见，但总觉得这本身特别珍贵。”

　　孙甘露的经历大概能说明《收获》编辑与作者的心有灵犀，他的小说《信使之函》发表在《收获》1987年第五期时，被主编李小林删去了一个自然段，而这也是孙甘露誊抄留底的复印稿删去的唯一一段。“这个巧合，令我对《收获》充满了信赖”。

　　张楚则在《在南方》一文中说到与《收获》编辑王继军的交往，“比如《蜂房》里有个词叫‘毛寸’，他特意打电话问我，‘毛寸’和‘板寸’有什么区别？我只好告诉他，‘毛寸’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它跟‘板寸’是一个意思。他又反问，你确定吗？竟把我问得心虚起来。”

　　本报记者  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