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传记、口述，往往是说好话的多，说丑话的少。这多半是受了“为尊者讳”，或“为先人讳”的传统影响。他们认为：“人已去了，还说那些干嘛？”这就难免影响到作品的质量。但事情总会有另一面。在我当文史期刊编辑的这些年，也曾有幸遇到过几位对自己的先人说长道短的老先生。今年已有95岁的杨小佛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谈及他的父亲杨杏佛时，杨小佛说，外人总是重复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因与宋庆龄、鲁迅等人一起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人，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迹，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少有论及他父亲自身的缺点和弱点的。这样，对杨杏佛的研究，就有片面性。其实，他父亲的脾气是很急躁的，做事常常急于求成，不计后果，不讲究方式方法。他说，当年任鸿隽伯伯就指出杨杏佛“出言常过实，有时纵言所不知之事；行事尝失之图成过切，而不审手段之当否”。杨老说，任老伯与他父亲是挚友，相知多年，批评应当是非常中肯并切中要害的。

　　而杨老在说到自己的母亲时，更是实话实说，毫不讳言了。他的母亲赵志道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娇惯，养成了我行我素、敢做敢为的性格。有一次，一个法国巡捕带人来她家收巡捕捐，惹得她生气。她竟让女佣揪住法国巡捕，自己冲上去打了几个耳光。法国巡捕被打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因怕再挨耳光，赶忙抱头鼠窜，狼狈而逃。杨杏佛闻讯，惊出一身冷汗，赶忙到公董局缴付巡捕捐，说了好话才没事。邻居们却夸她打得好，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她怕与同事不合，故不愿外出工作，却在家里吵得婆婆多次避到尼姑庵里不愿回家。她深爱丈夫，但又生性多疑，常常不分场合地与丈夫吵架，使杨杏佛下不了台，最终，闹得杨杏佛忍无可忍，在报上登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宣言，与她离了婚。离婚后，她与杨杏佛反倒像好朋友一样，相处得很融洽。

　　对父母的这些事，杨老不仅如此说，而且还如此写，并在报刊上发表。

　　我对杨老说：“如今，像您这样不为先人讳，说丑话，道家短，是需要勇气的。”杨老听了，笑了笑说：“我倒觉得，这不需要什么勇气。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的父母也就是两个普通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生气吵架，也会说错话，办错事。所以，我认为只有实话实说，不为先人讳，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才能写出真实可信的文章。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心安，父母在天之灵才能得到安宁。那些为先人讳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

　　杨小佛先生的话，的确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