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表决还是开始了

　　王明也是1925年来中山大学的学生，人很聪明，各门功课和俄语水平都得到了米夫校长的青睐。他能把所学的马列主义倒背如流，说出话来引经据典，显得格外的能言善辩。他的政治敏锐性也超出一般同学，多种因素使得他渐渐浮出了水面。苏联的党内斗争相当激烈，中山大学也不平静，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中，对所谓托派学生，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投入监狱，甚至发配到苏联边远地区去当苦力。这种气氛，造成了学生当中一种不正常现象：王明在米夫校长的羽翼下，拉帮结派，自立山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王明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别看他外表眉清目秀，却十分工于心计，善于搞宗派活动。他作为安徽人，对大学里的“浙江同乡会”很看不惯，罗列了一些现象，蓄意将其诬陷为反革命组织。张闻天、沈泽民和张琴秋都是浙江同乡会会员，他们与王明的看法相左，认为该同乡会没有任何非法行为。

　　王明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在中山大学内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一副不可一世、孤高在上的样子，导致了他与广大同学的偏离，引起同学们对他的强烈不满，1929年的所谓“十天大会”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爆发点。

　　中山大学在每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都要由校党支部召开大会，对一学年的工作进行总结。由于党支部受到王明的控制和把持，许多党团员对校党支部的工作并不满意，于是就在会上纷纷提意见。而王明是非常刚愎自用的一个人，对意见不服，可敢于提意见的人又公然不买他的账，会议开得很糟糕，台上有人发言时，台下也鼓噪之声不断，明显形成了分裂之势。

　　大会整整开了十天，两方面仍然没有达成统一。这时校党支部抛出了一个《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由于两方面的针锋相对，决议案也讨论不下去，最后只好让大家举手表决。学生中本来就是党员少，团员多，所以这个决议很不得人心，解散团支部就是无视广大团员的存在，很明显，这是王明蓄意抬高自己的一个政治手腕。

　　可表决还是开始了。到会500多人，坐了黑压压一片，但举起来的手却稀稀拉拉，一数，只有29个人。这29个人自然是很布尔什维克的了，由于其中的一个人年纪最小，个子也最矮，观点又常常动摇不定，所以大家就把这29个人说成是28个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来的。而整个团支部成员，只有陈昌浩一个人是举了手的。张琴秋也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因为她是校党支部成员，必须首先带头维护党支部的决议。当时，这在张琴秋或许只是一个组织原则问题，而随着王明在党内历史上的臭名昭著，这二十八个半的阴影就很难被人忘记，而且总要被一次又一次不断提起，成为考验张琴秋对党是否忠诚的一个可疑之点，也是“文革”中她被视之为追随王明的一个口实。张琴秋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使她成为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停留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这期间，不少在这里学习过的人走了，回到国内，投身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召唤着张琴秋和沈泽民，直到1930年中苏两党决定中山大学停办，两个人才感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时机到了，并为之做好了充分准备。动身时，夫妻俩却不能同行，原因是，共产国际要将一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件让沈泽民捎带回去，选择沈泽民为捎信使者，是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共产国际为沈泽民制定的回国路线是，绕道法国，再转乘邮轮抵达上海。而张琴秋只能走另一条常规路线，越过国境，进入中国东北，再经哈尔滨，从水路绕回上海。

　　沈泽民在共产国际的护送下，先期离开莫斯科。归心似箭，此时的沈泽民似乎比张琴秋更加着急，在苏联呆了这几年，离实际的中国革命那么遥远，现在，终于要回到故土，能去为祖国做些事情了，他渴望着走向战场，渴望去参加战斗，他要拿起刀枪，一身戎装，冲锋陷阵，那是他最崇高的理想！来到法国上了邮轮后，他有一天竟在梦中激动得大喊起来：红军，工农红军，快，拿起刀枪，我回来了，我也要加入战斗的行列！张琴秋晚走几天，她要安顿他们的女儿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