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即老公），被一位从画家成为作家的曾经的学生称为夫子。想想他的学养，处世，格调倒也与此名相副。

　　我识他时，只知他是上海美专最年轻的老师，至于他本人的水平如何，当时我这个只爱画画而不懂画的中学生就不得而知了。直到我有次去上海美术馆看画展，发现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围着看的人最多的那幅画，就是他的作品。

　　时任报社编辑的父亲告诉我，他在画家中属思维活跃的一位。他只要投稿，小说，散文，艺评，无一不被采用。如果不是“文革”，夫子倒也可能走上了画家-作家-电影编剧的道路。他也坦承，如果不是美术比赛第一名而跳级被美院提早收去，他就会去读中文，写小说，可惜在早期的政治运动中，写了几十万字的书稿被他付诸一炬了。

　　“文革”开始，正值创作黄金年代的他，卷入了运动斗争，无人可避。“文革”中期开了个黑画批判会，批判沪上六人，刘海粟，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林风眠以及夫子，当时他最年轻但也被批得最厉害，目前他是仅存在世的一位。在那不能把握自身前途的时代，他得了忧郁症，头痛失眠，不能工作，更不能画画。

　　70年代末，他排除万般刁难，来到香港。在查良镛（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讲述那苦难的经历。也在报上连续发表绘画教程，马上被香港中文大学进修部吸纳为艺术导师。

　　我最近翻看他70年代末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上的那篇“上海美术界的回顾与前瞻”，他讲可以预见，将来上海美术界的中坚，必定是上海美专的那批学生。果不其然，后来陈逸飞，夏葆元，王永强，魏景山，邱瑞敏他们，真成了上海乃至中国美术界的中坚。但是他从不肯提自己曾为人师，只是客观评论这些学生的刻苦学习，以及表现出来的天分。我偶尔提到，他会斥之曰，靠学生之名来宣扬自己是没有出息的。

　　他的性格低调，淡泊，自己刻的私章“岂要浮名”，就是表达他内在的心态。迷上了怀素的草书，他几乎每天要写字，有时喜滋滋地叫我去点评，他讲前几年的字与现在不能比拟。我慢慢也看出门道来了，感觉他的字越来越老辣，力透纸背，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

　　夫子年事已高，作为妻子，自然想为他的艺术做一总结。但现在的人不是看画，而是看名气的。专程从新西兰回到上海，处理家中房子事宜的姐姐提醒我，夫子的性格是有麝自然香，也并非能够行得通，现在要靠吹嘘，靠炒作，靠人气，否则画得再好也没有用。我把他的有些作品放上一些艺术家网站。今天趁他不在香港，与他在上海的一位学生通话，想不到此位与陈逸飞做过同事的一级雕塑师，40余年未与他见面的学生，还是记得这位老师的人品与画品。他告诉我，夫子是当时上海素描油画顶尖的画家，但是只注重专业，不喜钻营，不会趋炎附势，我行我素。他还告诉我，夫子看过的书多得不得了，他们帮他搬东西，发现全是《鲁迅全集》，《罪与罚》，《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

　　夫子的个性不是那类识时务者，飞黄腾达的人他绝不会去攀附，而是关注那些不幸落难的人。记得前年回上海，代他去探访退休的上海美协书记张云聘老先生，老人家告知，“文革”期间他被打倒的时候患腿疾，是夫子陪他去医院看病，他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