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大作的欣赏，对成就的祝贺。他自然不是言不由衷的，但，杜聿明的表现，又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压力从功德林就开始了。邱行湘记得，1956年杜聿明从济南战犯管理所被押解到北京的时候，是戴着手铐、拖着脚镣走进功德林的。因为他是当年解放军公布的头等战犯，所以还在功德林住了相当长时间的单间。住单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杜聿明回到集体监舍以后，邱行湘问过他关于寂寞、孤独甚至恐怖的感想，杜聿明淡然一笑道：“享受，清清静静地读书，这辈子不曾有过的享受！”功德林人手一部《毛泽东选集》，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因把选集（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撕作手纸用而受到批评的同时，杜聿明却将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受到管理所的表扬。批评与表扬原本都不关邱行湘的事，但，他和黄维归属中央军的陈诚派系，而杜聿明归属中央军的何应钦派系，虽然派系之争早已成为历史，可是历史与现实不过一墙之隔，所以对于杜聿明的能耐，邱行湘认为不可等闲视之。
当然，邱行湘明白，当务之急不是较劲，而是竞赛。如果说自己远不是杜聿明的对手，那么他愿意联合别人，合力作战，从史料价值上看，即便不以质量见长，也可以数量取胜。这样想时，他专门给同属陈诚集团的杨伯涛写了一封信。
杨伯涛的复函姗姗来迟。更让邱行湘感到意外的，还是复函中附有杨伯涛撰稿的一篇文史资料的清样，请邱行湘“赐教”。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读陈赓大将〈回忆洛阳战役〉有感》，副标题是《国民党外围兵团作战纪实》。文章这样写道：
洛阳城头炮声响起时，蒋介石就命令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和在平汉线上的胡琏兵团火速救援。时值春雨连绵，胡琏兵团跋涉于山间泥泞小路上，饱受风寒饥疲之苦，士兵叫苦不迭。孙元良是国民党军队中出名的保存实力的“专家”，前怕解放军在黑石关设伏，后怕郑州城空虚有失，所以只派小部队向洛阳方向虚张声势。胡琏兵团倾巢而出，却在登封一线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前进困难，直到数天之后才抵达洛阳南郊的伊河岸边。
我时任胡琏兵团整编十一师师长，到达伊河后，协同胡琏连夜组织渡河，解救邱行湘。可是，适值大雨倾盆，伊河洛河洪水暴涨。配属的一个工兵团长在急流中指挥架桥，进展缓慢。眼见距洛阳城仅十余里，耳听城中连珠炮声，胡琏心急如焚，打了这个工兵团长一记耳光。胡琏和我冒雨亲到河畔督促，此时遥闻城中的炮声渐渐由稀疏转为沉寂。待桥架成后，即倾全力跑步前进，向洛阳猛扑。沿途未发现一人，进入洛阳已是空城一座，但见败瓦颓垣，死人死马，一片战后灰烬……
杨伯涛所写，曾经对邱行湘说过。那是功德林期间，邱行湘与杨伯涛在监狱首次会面的时候，利用放风的机会，邱行湘悄悄问杨伯涛：“我在洛阳孤军作战，坚守阵地，你们外围兵团当时在哪里？为什么见死不救？”于是，杨伯涛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邱行湘。邱行湘当时一言未发，可是，十年以后，特别是见到杨伯涛的白纸黑字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拍案而起：“打仗是人和人打，又不是人和天打，把什么都怪罪于天老爷，真他妈岂有此理！”
邱行湘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只能自言自语，因为年过半百，他还是一个单身汉。他曾经结过婚，妻子叫陈懿，是他黄埔五期同班同学陈肃的妹妹。他也有个妹妹，名字叫邱行珍，他把她许配给了另一个黄埔五期同班同学黄剑夫。邱行湘新婚未久，妻子病故，从此孤身一人。直到洛阳战役前夕，才由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在南京碑亭巷曲园酒馆请邱行湘吃饭时，为他介绍了上海小姐张小倩，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相约一俟洛阳战役结束，即回溧阳老家完婚。邱行湘记得，那天张小倩在明故宫机场为他送行，含情脉脉地说：“阿拉在石头城下等待将军得胜归来。”十年后，邱行湘归来了，可是他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周恩来劝郑庭笈复婚，最早前来贺喜的是傅作义
郑庭笈知道对方在哪里。这个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辽西战役被俘后，被关押在黑龙江绥化战犯管理所。管理所允许家属探监不久，他的妻子冯莉娟就专程来过。郑庭笈到了绥化，冯莉娟带着五个儿女离开南京，回到他的老家海南文昌县。一次绥化探访归来，路经北京，冯莉娟竟在街头碰见了张琴。张琴是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长黄翔之妻。黄翔在杜聿明任军长的国民党第五军当参谋长的时候，郑庭笈在该军荣誉第一师任团长，两家常有往来，黄妻张氏与郑妻冯氏有着姐妹之谊。故人重逢，感叹之余，张琴把冯莉娟带回了家中。黄翔当时在水利部担任参事，他通过水利部长傅作义，将冯莉娟偕同全部子女迁入北京，安排住在自己家里。
1956年，郑庭笈由绥化转至北京，进了功德林，家属的探访更便捷了。这样的情况让他很满意，甚至很得意，他在有意和无意间喜欢对那些家属不在北京的战犯说：“我现在的生活跟过去没有两样，以往也是常年在外。稍有不同的是，过去在外面打仗，生死未卜，现在在外面改造，衣食无忧。”无忧无虑的郑庭笈快乐得像只山雀。他在监狱里当过组长，分管澡堂，每到星期六，他就一边吹口哨一边安排洗澡。文昌口音把“洗”说成“死”，所以他的通知往往被发布成：“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完第二组死！”“要死你就死去吧，我们不想死！”回敬他的，多是那些家属不在北京的战犯们。
这天也是星期六，郑庭笈没有吹口哨。他遇到了一件生不如死的事情：冯莉娟又来了，带着一张离婚申请书，要他在上面签字。“为什么？”郑庭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你是战犯，受你的牵连，子女们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考不上学校。”冯莉娟抽泣着，“我们要为子女着想，他们比我们还苦。”郑庭笈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后悔，我后悔呀！”冯莉娟反倒有些奇怪：“你后悔什么？后悔与我结婚？”“不是的，不是的。”郑庭笈仰天长叹道，“我后悔没有在忻口抗战中被日本人打死，如果那次牺牲了，就会像戴安澜一样，成为国共两党公认的民族英雄，你和子女们都是烈士家属，日子肯定要好过得多……”
郑庭笈与妻子离婚不到两年就获赦了。功德林召开特赦大会那天，他意外地看见正在北京十二中念书的女儿郑心楠代表获赦人员家属在台上发言：“爸爸回家以后，我们要继续监督他的思想改造，让他彻底改恶从善，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家？”郑庭笈心里一热，可是，他已与妻子离婚，有家不能回呵！想到这里，他又掉进了冰窟里。
郑庭笈记得，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讲到阶级观点时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后，家庭我就不回去了。至于家庭成员，我相信党和社会能够改造他们，所以来信我不复，因为这样不利于他们的改造。我有个哥哥，有个嫂子，1945年我在南京谈判时，他们来找我，生活腐败不堪。今年嫂子来了，气概就大不相同了。”陈毅插话说：“我有个哥哥，土改时评为中农，他不满意，写信给我，要把他的成分改为贫民。我没有理会他。土改的时候，包庇家庭是要受处分的。当然，处分是一回事，关键是我们要以身作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