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淮剧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班”

　　筱文艳考虑到这五十多人想要立即回上海，路费却没有着落。再说就算回到上海，没有剧场来邀约，也唱不了戏，一个班的班期一般是六个月，这六个月怎么过日子呢？人人有个家，家家要生存。她吃足了挨饿的苦头，自然不愿意让同伴们回到上海去挨饿，因此她主张留下来，留下来一起吃大锅饭。

　　一个头牌花旦愿意吃大锅饭，大家还以为她在开玩笑。按惯例，一个头牌旦角同基层演员相比，所拿的包银至少要相差十几倍，而现在却愿与大家利益均沾，免不了令人生疑。但筱文艳说得诚恳：“如果这里要打仗，上海也要打仗，到哪里都一样。留在这里，只要我筱文艳有口饭吃，也少不了你们的。没有老板，我们自己做老板。不要包银，就拿拆账的钱，无法拆账，就吃大锅饭。”一席话暖人心，转化为凝聚力，大家没有了异议，全部愿意留下。

　　重振旗鼓重开锣，一身披挂又上场。不问台下观众有多少，筱文艳还是每天唱，认认真真地唱。刚开始，观众确实很少，每天的收入也只能开大锅饭。收入少时吃得差一些——青菜萝卜豆腐汤；收入多时吃得好一点——油煎小鱼红烧肉。如果尚有余钱，便不管大人小孩，不论角色大小，每人再分三角钱。有福同享，有苦共尝，大家抱成一团，倒也相处安然。

　　不多久，局势渐渐安定，看戏的人又逐渐多起来。收入一多，怎么分配就成了问题。艺人是讲义气的，他们觉得要再平均分配就不公平了。跑龙套的演员对筱文艳说：“我在台上三分钟，你在台上三小时，我和你拿得一样多，这不是骂人吗？”有的则说，“你水衣湿得像河里浸过似的，我呢，站在台上不动，所以没汗，你要我和你拿得一样多，不是存心把我放在火上烤吗？”于是基层演员坚决不同意再拿与筱文艳一样多的钱。为此，大家进行了磋商，决定由筱文艳、倪少鹏、陈为翰、徐扣成等十个主要演职成员组成股东，形成十股账，其他人按戏份多少拿工资。拿的工资是固定的，不论生意好坏，收入多少，均由十股东负责发放，剩下来的钱，再由十股东平均分配，多赚多拿，少赚少拿。这就是淮剧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班”。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嘉兴城里一片欢腾。这个刚刚成立的“共和班”，迎来了黄金时代，又是日夜两场，场场客满，“共和班”的甜头，艺人们也尝到了。因此，当上海的朝阳大戏园（在小木桥）派人到嘉兴邀约筱文艳回到上海演出时，谈判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保留“共和班”，不拿剧场老板的包银，而与剧场老板拆账分摊。老板当然要压演员，提出四六拆账，筱文艳等坚持三七开。起先谈不拢，最后在筱文艳等人的坚持下，朝阳大戏园的老板同意了，先试行三个月，后来又延长了六个月。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共和班”对保障艺人的经济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其他淮剧班子也纷纷效法，和剧场老板进行了斗争。斗争的方法当然是很原始的，如果这个剧场不同意拆账制，就由领班的艺人出面，邀请上海的所有够领班资格的名演员到饭店茶楼相聚，彼此约定，谁也不要去唱，迫使剧场老板因为请不到班子而让步。这种斗争使淮剧艺人们看到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尝到了共同斗争的甜头。于是，艺人们打算成立一个淮剧公会。当时有个叫骆宏彦的热心人，他原来也是淮剧艺人，虽然后来改行到内航船上做职工，但是他对淮剧仍十分热爱。此人有点文化，又有组织能力，在他的提倡之下，艺人们举行了几次义演，集资买房。1946年春，终于在南市成立了“上海江淮戏联谊会”。这是个互助性的团体，譬如老艺人生病或去世，主要演员就唱“扎彩戏”募捐，给病者请医生，给死者买棺材。这样，淮剧艺人们总算有了个自己的组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筱文艳也获得了新生。在欢呼解放军入城的仪式中，在文艺界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中，筱文艳打莲花、扭秧歌、耍火球、舞红绸，她纵情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悦，在她二十七年的人生中似乎没有这样高兴过。解放了，把套在她身上或有形或无形的枷锁纷纷打碎，顷刻她觉得身似三月春燕，可以自由飞翔，睡也安心了，吃也安心了，工作也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