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著名作家，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国家文化部原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但我在他的名片上只看到这样一些头衔：研究员、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文学院院长、教授。在60年跌宕起伏的创作生涯中，他给读者奉献了1700余万字的作品，至今他仍以“青春万岁”的激情笔耕不辍。

　　“我睡醒了觉，第一件事是看微信。”

　　“我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我的第六本关于庄子的书很快会出版。之后我想再写两本孔孟的书。” 

　　“2013年我在各地至少讲过四十多次课，前几年有时候一年讲到六七十次。”

　　“我平均每两三个星期会到外面看一个电影。正常情况下我每星期游两次泳，我有时候打乒乓球或者保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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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坐在王蒙先生家那个蝴蝶兰盛开、各种绿色植物葱茏的客厅里，面对面聆听王蒙先生娓娓讲述，笔者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0高龄长者的生活、工作、精神状态。19岁时，王蒙从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起步文学创作；61年后，他仍在“用青春的金线”，编织着自己的创作和生活。80岁于他而言，只是一个生理的年龄，他的创作才思、生活热情、对一切新事物的好奇和尝试，一如他那篇感人泪下的怀念追忆小说所婉转宣示：“明年我将衰老！”

　　不要让微信牵着走

　　学电脑、用“五笔”、开微信、收发电子邮件、进酒店先问WiFi密码——王蒙对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一直有着少年般的兴趣和学习、掌控能力。他充分享受着新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趣味，又深深担忧随之而来的人类体能智能弱化的危险。他说，超级的智能技术，使电脑或者手机牵着多数人的鼻子走，舒舒服服地弱化着一大批人的智力，这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的噩梦正缓缓逼近。

　　1991年，王蒙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一年后，他用3天时间基本学会五笔字型输入法。从此，他的书写由手握钢笔变成了敲击键盘。

　　王蒙说：“我上微信有两年了，我的孙子、外孙帮我上上，然后我就老想看。”

　　“说老实话，如果我参加一个会，会上发言没什么意思，我就很想悄悄地拿出手机来看看又有什么微信了，有什么段子没有，亲朋好友当中又有点什么新鲜事儿没有，或者哪个地方出了又便宜又好吃的菜没有。这个很不文明，很不礼貌，但是这种行为我也有。”

　　“但我不会使自己沉溺在这个里头。我上网浏览的时间一天很少有超过15分钟的；在手机微信上的时间，一天也不超过20分钟。我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不会整天在微信里转发粘贴。”

　　王蒙提醒，在手机面前，多数人是弱势，因为一些“心灵鸡汤”、搞笑或恶搞的段子，“它们的聪明才智绝对超过了看手机的人。它别出心裁、匪夷所思，有时不得不让人惊叹，这是怎么琢磨出来的，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词，怎么想得这么绝，怎么拍出这样的照片来。你不能不赞，不能不夸奖啊。”他因此谆谆告诫：“要珍惜自己的头脑，不要让微信牵着走。光看那些东西，会在你脑子里堆一大堆各种垃圾。”“特别是对青少年，一定要有所规范。” 

　　1992年我主动给新民晚报投稿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传三部曲，坦露了大起大落的风雨人生。他14岁入党，19岁开始文学创作，24岁戴上“右派”帽子，再后来是16年的新疆岁月、重返北京、“井喷”式的写作、当部长、进中央委员会，“不断变换着活法”。这套自传被认为堪称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除了再次让人们领略文学大师的激情、深刻、自信和非凡的语言功力，赞叹他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超乎常人的记忆力。

　　王蒙的自传中有许多几十年前的细节：初入小学时和老师同学的种种趣事、作文中的句子，儿童时代观看的电影、戏曲的片名、故事及演员名；参加地下党各种活动的详细经过；在新疆认识和交往的维吾尔族兄弟的长串名字和他们的故事；人生各个阶段乐此不疲大量阅读的，包括维吾尔文在内的书籍名、作者、内容；六七十年前听过的乐曲、唱过的歌的歌词、作者和演奏演唱者；就连50多年前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发言者的口音、表情和肢体动作，30年前出访时译员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几十年漫长岁月中的细节和画面，难道全是从记忆里汩汩流淌出来的吗？王蒙回答说，我不写日记，而且，“‘文革’一打响，我先烧掉了家里的几乎全部字纸。”

　　这种超常的记忆力，在他回顾与新民晚报的结缘时，也得到验证：“1992年夏天，我在新民晚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发表。那一年，我和蒋子龙等几位先生去泰山玩，天黑后在天街上高声唱歌唱戏，回来后我就此写了一篇散文《天街夜吼》。当时邵燕祥他们说，你给新民晚报吧，我于是主动投稿。”

　　王蒙能脱口叫出本报副刊部领导和多位编辑的名字，能说出曾经常在“夜光杯”上出现的作者名字。王蒙说，新民晚报是一张历史悠久、雅俗共赏的报纸，“我写的旧体诗差不多都是先在新民晚报上发的。《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后，严建平副总编跟我约稿，我早晨4点多钟起来写，不到8点给他发去了800多字的稿子。最近六七年来，我每年年底对自己当年工作生活的‘盘点’文章，都是给新民晚报发的。”

　　老了老了还要追求先锋性

　　80岁的王蒙仍追求创作上的超越与突破。他透露，从去年底开始写的新作《烦闷与激情》，“可以说是我高龄以后，仍然在追求全新的写法与风格的一部小说。虽是长篇小说，但我把人物和故事都藏在文字后边，写赤裸裸的内心的感觉、印象、思考、灵感。我希望把它写成一部灵魂的小说，来展现自己的一生。”

　　王蒙把这部长篇新作称之为“隐小说”，“这个写法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老了老了还在追求一种先锋性，它是我进入八十高龄时的一跃。我已经写了16章25万字，再有一两个月就可定稿了。”

　　只要不参加会议和活动，王蒙每天都要坚持三至五个小时的写作。他说自己写起来的“感觉仍然特别好”。五年前，曾有一个记者问王蒙，现在写东西有没有健忘、或是突然找不着词的情况，有没有因为衰老造成的挫折感，“当时我觉得比较难以回答他。因为我毕竟年龄大了，我不敢吹牛说我情况良好，但是我确实没有这种挫折感。所以我就回答他，你说的这种感觉明年可能有。这也是2013年初我在花城杂志上那个短篇小说的题目‘明年我将衰老’的由来。”

　　王蒙还有“几件事要做”：一是第六本关于庄子的书很快出版，讲庄子的自救之道。还要写两本孔孟的书，“有人以为我提倡老庄之道，其实不是。在中国先秦诸子里，我最有兴趣的是老庄，但不等于我提倡它。所以我想就孔孟之道也读一些书，写两本书，每本20来万字。”

　　王蒙总结自己“为什么暂时还没有特别衰老的感觉，是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我要读的书也太多，我要完成的稿子也太多。但是我又不是有压力，写作对我来说确实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

　　讲课也是我一个很大的快乐

　　生活中能给王蒙带来快乐的远不止写作。他读书、讲演、游泳、听音乐唱歌、看电影、“操练智力”、和儿孙一起游玩、浇花种树……80岁长者生活的丰富多彩，远超过当下许多中青年人。

　　王蒙说，讲课也是我一个很大的快乐。“学术演讲和写作是可以互补的。你在电脑前连续写作一个星期了，有时候也有沉闷的感觉，也需要调剂，这时候去给大学生讲一课，就有了很多交流，就增加了活气。”他给大学生讲《红楼梦》，讲小说，讲语言；到社科院讲人的智慧的层次，讲当前的文艺状况；到党政机关讲传统文化，讲中华文化对治国理政的一些基本看法。

　　曾有人劝王蒙不要到处讲课把自己搞太累。他说其实只要掌握一定的节奏，讲课也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在讲话的过程中要整理自个儿的头脑，要根据与大家的互动增、删讲课内容。讲课要调节呼吸，不能大喊大叫，也不能有气无力，有时候讲完后我略略出一点汗，晚上多吃半碗米饭，对身体也是一种锻炼。讲课还能保留我跟各方面的联系，这也能使我衰老得慢一点。” 

　　2007年，王蒙到俄罗斯参加中俄文化年的闭幕仪式，“当时我想年轻时我会唱那么多苏联歌，但我不会用俄语唱，我想借这次机会学一个俄语歌。我用了两个星期没有学会，回来后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俄语唱下了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后来我还学会了用英语唱我最喜欢的美国电影《回首当年》的插曲。我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唱歌，有时还在家里放声唱。”

　　去年12月份，王蒙在青岛与中国海洋大学数学院院长和一位中科院院士，做了一个关于数学和人文科学的交谈。他说，“我喜欢研讨这些东西。比如说概率论和命运；比如说中华文化里各种不同数字的文化内涵，关于无穷大和中国对道的观念，数学悖论和人生悖论等等。我对这种智力的操练特别有兴趣，我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我不可能成为数学家，我也不准备写这方面的书，但是我愿意跟他们讨论向他们学习，我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