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父亲做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手术。因为手术成功，住院部的环境和服务也很好，所以全家的感受竟是非常愉快。在当前看病绝不是件轻松的事，这次“意外”至少让我对五官科医院有点刮目相看。

　　手术前，主刀的杜强医生与病人作了亲切细致的沟通，术后的交待也很坦率负责，所以病人和家属都一直感觉很放心。父亲现在恢复得很好。我们一家人，对于医院和医生的信心，其实也恢复了很多。

　　术前当门诊医生提出必须手术时，父母是怀疑的，觉得可能是“过度医疗”，直到其他医院给出同样的结论，才消除了疑虑。很多人也告诉他们应该给医生一个“红包”医生才会尽心尽力，但邻床一个外地农村汉子的经历，让他们看到没有“红包”，医生一样用心。

　　但冰释对医生的猜疑谈何容易。一位同一病区的女病人，就拒绝了安装人工听骨的建议：你怎么才能相信他们呢？万一原来的是好的，他们也可能说是坏的，再说装没装谁知道呢？临床的汉子也选择不装，他倒不是不相信，而是心疼四千多块钱。这里还要赞一下杜医生，特意再次询问家属的意见。汉子麻药醒来后庆幸不已：以后再想装就没法装啦！

　　在近几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可以强烈感觉到医生们的那种自我保护意识：态度温和，绝不强求。这其实是一种可悲的状况，有时候医生应该对病人作出治疗上的决断，至少给予严肃的建议，毕竟他们是专业人士，但在强大的“医闹”和过度维权压力下，有医生不得不选择了忽略结果，“悉听尊便”。

　　前不久一名深圳医生拒绝给感冒儿童打点滴遭家长掌掴，这是医生们的最新教训。也是不久前，外地一名严重黄疸病患儿的父母四次拒绝医院入院治疗的建议，导致婴儿死亡，这是对病人及家属的最新教训。

　　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医生和患者之间停止互相伤害和猜疑，是多么重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体制的归体制去解决，医生和病人之间，互相对对方好一点，负责一点，其实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