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部分英国青少年因种种原因沦落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沙发漂流客”，引发媒体关注。

　　“漂”在不同沙发之间

　　２２岁的娜塔莎是典型的“沙发漂流客”。从１６岁开始，她就“漂”在不同朋友或伴侣家之间，有时只是一晚，有时是一周或一个月，取决于朋友的善心或与伴侣的关系；同时，她也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待得过长。她从未告诉提供借宿的朋友，自己其实无处可去。

　　有时候，她实在找不到地方过夜，只好在街头闲逛，找个灯光明亮、“靠近文明社会”的地方待着。“我不喜欢待在太暗的地方，那样很危险，会有些醉汉出没。有时候会遇到骚扰，不过我不会在意，我会干脆地起身走人。”如果是白天，她会选择在公园长椅上睡一觉；醒来后，继续找下一个落脚处。

　　对于童年，娜塔莎记忆不深，只记得她与母亲、３个兄弟和７个姐妹生活在一起，“有过一辆小小的蓝色自行车”。１６岁那年，她和母亲闹翻了，“显然，是我自己离家出走了，我妈是这么说的。”娜塔莎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娜塔莎成为无家可归者，但她拒绝用这个词给自己归类。离家后，她先是待在伴侣的父母家，两人分手后，她又住进另一个伴侣家，睡在客厅沙发上，从此开始“沙发漂流”的生活。６年里，她交了不少愿意让她借宿的新朋友，作为回报，她会帮忙看孩子、给点钱或只是提供陪伴，有时对方也只是出于友情。

　　娜塔莎念的专科学校知道她的境遇，给了她一张流浪者收容机构通讯录，但她宁肯独自在街头彻夜游荡，也不愿意去那些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经常充斥着醉醺醺或嗑药成瘾的成年男人。

　　在英国没有永久性住址，意味着不能开银行账户，也很难找到工作，生活作息也必须跟着房主的行程来安排。“我的睡眠完全紊乱，白天睡一整天，晚上整夜醒着，”娜塔莎说。这种生活也不是全无坏处：她喜欢窝在沙发上，和朋友一起聊天看电视的时光。曾经还有个朋友带她回家过圣诞节，送她各种礼物，让她倍感温暖。“我从未要求这些，我没想到会有人为我做这种事。”

　　娜塔莎随身只带一个包，里面有几件衣服、学习用的东西和一个钱包，装着她的交通卡、出生证明和医保卡。“这个钱包我从不离身，里面是仅有的身份证明。”

　　隐身无家可归者众

　　“沙发漂流”毫无浪漫可言，如果有别的选择，娜塔莎也不会这么过日子。去年７月，她终于在致力于救助青少年无家可归者的英国慈善机构“中心点”的帮助下，住进一所青年旅社。“我好高兴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垫，我一躺下就马上睡着了，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它还不是一个家，但至少是个遮风挡雨之所。我很满足。”

　　她仍惧怕黑暗，夜里要开着电视睡觉，但她的生活有了新方向：她在学校里读传播学课程，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纪录片制作人。

　　“中心点”政策总监查特里克说：“有些年轻人时不时住在朋友那，但他们还有家，也有希望他们回家的父母。但这些年轻人（沙发漂流客）却不是这么回事。”查特里克说，五六年前，“沙发漂流”对她来说还是个陌生名词，如今司空见惯。近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向她倾诉自己不得不借宿朋友家的经历。“他们可能不会用‘沙发漂流’这个词，他们可能睡在地板上，但他们确实在不同朋友的住处间辗转。这是个被隐藏的问题，很难调查清楚，”查特里克说。

　　关于英国到底有多少“隐身的无家可归者”，约克大学与赫里奥特－瓦特大学合做过调查，估计全英每年有８万名年轻人经历过无家可归，只有一半人被统计在案。

　　因此，尽管有不少官方与民间的扶助项目，“隐身的无家可归者”也难以得到及时救助。查特里克指出：“年轻人较少睡在大街上，因为觉得比较危险。他们更倾向于睡在公园、夜间巴士和朋友家中。”

　　按英国法律，政府有义务为未成年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但孩子们多数不会向政府求助。一旦他们过了１８岁，当局便没有义务再提供帮助。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一个夜晚，２１岁的英国女子米歇尔·康罗伊和另外两名无家可归者在路边露宿，被狂风折断的树枝砸中，康罗伊遇难，另两人受伤。此事再次引发英国社会对无家可归者群体关注。

　　根据尤戈夫调查公司的统计，２０１１年，全英被官方确定为“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上升１４％，创近１０年来最大升幅。过去３年里拨打慈善组织“庇护所”帮助热线的人数增长８０％，他们大多是无家可归者或濒临失去住所的人；此外，拖欠房租或抵押贷款的人数超过１４０万。“庇护所”政策负责人托比·劳埃德认为，如果英国财政紧缩政策地持续，“无家可归”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住房补贴大幅削减，加上工资收入停滞或下降、失业率上升、房租上涨等因素，结果只有一个：发生更多像康罗伊这样的悲剧。” 

　　失去正常家庭生活

　　即使有幸获得救助，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娜塔莎１８岁那年告诉地方当局自己无家可归，对方问她都住在哪里，她说“朋友家里”，对方回答：“哦，那你就不算是无家可归。”

　　达米安两年前被父母赶出家门，成了“沙发漂流客”。当时１７岁的他唯一财产是身上的衣服和手机。他曾试图在专科学校里修读学分，争取上大学，但由于出勤率太低，最终辍学。他频繁向当地政府求助，政府给他家人打电话，父母答应让他回家，但他说自己一回去就吃闭门羹。离１８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社会福利部门同意对他的情况进行评估。等待评估阶段，他被安排住进家庭式小旅馆。生日刚过，他拿到了评估报告，以及一纸通知：要求他当天中午１２点前退房走人。他拿着报告找到住房福利管理部门，被告知：他已过了１８岁，政府再无扶助他的义务。

　　此后，除了继续“沙发漂流”，达米安还蹲过监狱：他曾为了钱卖过毒品。去年９月，绝望之下的达米安试图自杀。从医院出来后，他仍找不到住处，但感觉“最坏的时候已过去”。他在青少年法律援助公益机构“只为孩子的法律”帮助下，起诉地方政府，告对方未能提供扶助义务。

　　“中心点”接触的“沙发漂流客”多是与父母关系紧张才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有家庭矛盾、家庭成员酗酒、继父母的加入或是经济问题。这种状况下离家的孩子们往往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不会做饭、洗衣或计划开支；由于始终困扰于“明天睡在哪里”的问题，他们很难找到工作或继续学业。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失去正常家庭生活导致的心理冲击和创伤。

　　２１岁的列奥１８岁离家，从此“漂”在亲戚朋友家，两年搬１５次家。现在他住在“中心点”安排的青年旅社内。在每个借宿的房间，他都会在墙上挂上一个祈祷幸福的“捕梦网”，一种印第安风格挂饰，据说能帮人忘掉噩梦，留住美梦。“它让我觉得安心。你总是感觉非常孤单，即使身边围绕着很多朋友，但当有人说起‘我和老妈去了哪儿’的时候，你会想到，‘哦……我也曾有过（有母亲陪伴的时光），但如今不再有了。’”

　　“捕梦网”毕竟只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他常梦见母亲，但都是噩梦。“弟弟们站在门口，妈妈和爸爸大喊大叫，然后我逃走了。”去年圣诞，住青年旅社的无家可归者得到一份零食包和卡片，列奥把它们钉在墙上了，因为从前没人给他送过这个。“‘中心点’如今就像我的家。”他说。　　　　　　　　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