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部分英国青少年因种种原因沦落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沙发漂流客”,引发媒体关注。
“漂”在不同沙发之间
22岁的娜塔莎是典型的“沙发漂流客”。从16岁开始,她就“漂”在不同朋友或伴侣家之间,有时只是一晚,有时是一周或一个月,取决于朋友的善心或与伴侣的关系;同时,她也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待得过长。她从未告诉提供借宿的朋友,自己其实无处可去。
有时候,她实在找不到地方过夜,只好在街头闲逛,找个灯光明亮、“靠近文明社会”的地方待着。“我不喜欢待在太暗的地方,那样很危险,会有些醉汉出没。有时候会遇到骚扰,不过我不会在意,我会干脆地起身走人。”如果是白天,她会选择在公园长椅上睡一觉;醒来后,继续找下一个落脚处。
对于童年,娜塔莎记忆不深,只记得她与母亲、3个兄弟和7个姐妹生活在一起,“有过一辆小小的蓝色自行车”。16岁那年,她和母亲闹翻了,“显然,是我自己离家出走了,我妈是这么说的。”娜塔莎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娜塔莎成为无家可归者,但她拒绝用这个词给自己归类。离家后,她先是待在伴侣的父母家,两人分手后,她又住进另一个伴侣家,睡在客厅沙发上,从此开始“沙发漂流”的生活。6年里,她交了不少愿意让她借宿的新朋友,作为回报,她会帮忙看孩子、给点钱或只是提供陪伴,有时对方也只是出于友情。
娜塔莎念的专科学校知道她的境遇,给了她一张流浪者收容机构通讯录,但她宁肯独自在街头彻夜游荡,也不愿意去那些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经常充斥着醉醺醺或嗑药成瘾的成年男人。
在英国没有永久性住址,意味着不能开银行账户,也很难找到工作,生活作息也必须跟着房主的行程来安排。“我的睡眠完全紊乱,白天睡一整天,晚上整夜醒着,”娜塔莎说。这种生活也不是全无坏处:她喜欢窝在沙发上,和朋友一起聊天看电视的时光。曾经还有个朋友带她回家过圣诞节,送她各种礼物,让她倍感温暖。“我从未要求这些,我没想到会有人为我做这种事。”
娜塔莎随身只带一个包,里面有几件衣服、学习用的东西和一个钱包,装着她的交通卡、出生证明和医保卡。“这个钱包我从不离身,里面是仅有的身份证明。”
隐身无家可归者众
“沙发漂流”毫无浪漫可言,如果有别的选择,娜塔莎也不会这么过日子。去年7月,她终于在致力于救助青少年无家可归者的英国慈善机构“中心点”的帮助下,住进一所青年旅社。“我好高兴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垫,我一躺下就马上睡着了,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它还不是一个家,但至少是个遮风挡雨之所。我很满足。”
她仍惧怕黑暗,夜里要开着电视睡觉,但她的生活有了新方向:她在学校里读传播学课程,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纪录片制作人。
“中心点”政策总监查特里克说:“有些年轻人时不时住在朋友那,但他们还有家,也有希望他们回家的父母。但这些年轻人(沙发漂流客)却不是这么回事。”查特里克说,五六年前,“沙发漂流”对她来说还是个陌生名词,如今司空见惯。近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向她倾诉自己不得不借宿朋友家的经历。“他们可能不会用‘沙发漂流’这个词,他们可能睡在地板上,但他们确实在不同朋友的住处间辗转。这是个被隐藏的问题,很难调查清楚,”查特里克说。
关于英国到底有多少“隐身的无家可归者”,约克大学与赫里奥特-瓦特大学合做过调查,估计全英每年有8万名年轻人经历过无家可归,只有一半人被统计在案。
因此,尽管有不少官方与民间的扶助项目,“隐身的无家可归者”也难以得到及时救助。查特里克指出:“年轻人较少睡在大街上,因为觉得比较危险。他们更倾向于睡在公园、夜间巴士和朋友家中。”
按英国法律,政府有义务为未成年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但孩子们多数不会向政府求助。一旦他们过了18岁,当局便没有义务再提供帮助。
2012年11月一个夜晚,21岁的英国女子米歇尔·康罗伊和另外两名无家可归者在路边露宿,被狂风折断的树枝砸中,康罗伊遇难,另两人受伤。此事再次引发英国社会对无家可归者群体关注。
根据尤戈夫调查公司的统计,2011年,全英被官方确定为“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上升14%,创近10年来最大升幅。过去3年里拨打慈善组织“庇护所”帮助热线的人数增长80%,他们大多是无家可归者或濒临失去住所的人;此外,拖欠房租或抵押贷款的人数超过140万。“庇护所”政策负责人托比·劳埃德认为,如果英国财政紧缩政策地持续,“无家可归”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住房补贴大幅削减,加上工资收入停滞或下降、失业率上升、房租上涨等因素,结果只有一个:发生更多像康罗伊这样的悲剧。”
失去正常家庭生活
即使有幸获得救助,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娜塔莎18岁那年告诉地方当局自己无家可归,对方问她都住在哪里,她说“朋友家里”,对方回答:“哦,那你就不算是无家可归。”
达米安两年前被父母赶出家门,成了“沙发漂流客”。当时17岁的他唯一财产是身上的衣服和手机。他曾试图在专科学校里修读学分,争取上大学,但由于出勤率太低,最终辍学。他频繁向当地政府求助,政府给他家人打电话,父母答应让他回家,但他说自己一回去就吃闭门羹。离18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社会福利部门同意对他的情况进行评估。等待评估阶段,他被安排住进家庭式小旅馆。生日刚过,他拿到了评估报告,以及一纸通知:要求他当天中午12点前退房走人。他拿着报告找到住房福利管理部门,被告知:他已过了18岁,政府再无扶助他的义务。
此后,除了继续“沙发漂流”,达米安还蹲过监狱:他曾为了钱卖过毒品。去年9月,绝望之下的达米安试图自杀。从医院出来后,他仍找不到住处,但感觉“最坏的时候已过去”。他在青少年法律援助公益机构“只为孩子的法律”帮助下,起诉地方政府,告对方未能提供扶助义务。
“中心点”接触的“沙发漂流客”多是与父母关系紧张才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有家庭矛盾、家庭成员酗酒、继父母的加入或是经济问题。这种状况下离家的孩子们往往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不会做饭、洗衣或计划开支;由于始终困扰于“明天睡在哪里”的问题,他们很难找到工作或继续学业。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失去正常家庭生活导致的心理冲击和创伤。
21岁的列奥18岁离家,从此“漂”在亲戚朋友家,两年搬15次家。现在他住在“中心点”安排的青年旅社内。在每个借宿的房间,他都会在墙上挂上一个祈祷幸福的“捕梦网”,一种印第安风格挂饰,据说能帮人忘掉噩梦,留住美梦。“它让我觉得安心。你总是感觉非常孤单,即使身边围绕着很多朋友,但当有人说起‘我和老妈去了哪儿’的时候,你会想到,‘哦……我也曾有过(有母亲陪伴的时光),但如今不再有了。’”
“捕梦网”毕竟只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他常梦见母亲,但都是噩梦。“弟弟们站在门口,妈妈和爸爸大喊大叫,然后我逃走了。”去年圣诞,住青年旅社的无家可归者得到一份零食包和卡片,列奥把它们钉在墙上了,因为从前没人给他送过这个。“‘中心点’如今就像我的家。”他说。 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