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巴西世界杯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我们的街球比赛也暂时停止了，为的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世界杯上面。开始时，巴西国民积攒已久的狂喜似乎实至名归。在里约举行的开幕赛上，巴西队以4∶0大胜墨西哥队，阿德米尔独进两球。他来自瓦斯科达伽马队，被人称作“下巴”。原因当然是因为他长着一个大下巴。巴西队的第二场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举行，对阵的是瑞士队，其比分让大家稍稍清醒了一些——2∶2。但随后2∶0轻取南斯拉夫队，又迅速抚平了大家的担忧。小组赛结束，巴西队挺身进入决赛圈。

　　从那一刻起，巴西队就像是一头被惊醒的猛兽。巴西队先是将强队瑞典7∶1屠杀，其中4个球是“下巴”打进的。4天后，又以近似的情况大胜西班牙队，6∶1，5名球员贡献了总共6个进球。巴西队球技高超、攻守均衡、防守牢固，进攻手段多种多样，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着完美的盛宴，而巴西的家乡父老则对他们报以歌声、五彩纸屑和狂热的爱。毫不费力又毫无悬念，巴西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也许父亲是对的，世界杯是我们的了。

　　总决赛的对手是我们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的——乌拉圭队。乌拉圭位于巴西南部，农牧业和沙滩是其两大特色，其人口只有200多万，比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人口还少。他们跟巴西不同，是一路磕磕绊绊进入决赛的，先是2∶2与西班牙队打平，然后凭借终场前5分钟的进球才以3∶2战胜了瑞典队。总决赛的场地也是最好的：那是里约专为世界杯而建的马拉卡纳球场。这个辉煌而庞大的建筑不像是个球场，更像是一座皇城，而政府在建造马拉卡纳球场时一掷千金，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球队在这里加冕。参加球场建设的工人有1万多人，临近完工时，工人们都进到看台上，做出为进球欢呼的动作，以对看台进行“测试”。幸运的是，球场的柱子和横梁都经受住了考验。2年后球场完工了，它能容纳20万名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比排名第二的苏格兰格拉斯哥汉普顿公园球场还要多4万人。

　　巴西的媒体和政客已经忘乎所以，似乎在比着看谁对马拉卡纳球场——往大处说是巴西——的溢美之词更加华美。《晚报》刊文说：“巴西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球场，它印证了巴西人民的能力，也反映了我们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在这个精彩绝伦的舞台上，巴西将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魅力和体育荣耀。”这些话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吹牛炫耀，但跟比赛当天的情况相比，它就不值一提了。里约的大街小巷全都是狂欢节一样的游行队伍，人们都唱着专为庆祝巴西获得世界杯而编写的歌曲，很多工人当天都请了假，在家里摆上啤酒和甜点，以备赛后狂欢吃喝。一家报纸甚至在头版刊登了巴西队的照片，其大标题是：这就是世界冠军！

　　在巴西队步入球场时，队员们高兴地发现，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当天有大约20万人到场观战，时至今日仍是足球比赛的一项纪录。比赛前，球员们都获赠一块金表，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赠与世界冠军。接着，唯恐有人尚未领会其中意义，里约热内卢州的州长向球队、观众和全国致辞：“你们，巴西的儿郎，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和赞美……在这个半球，你们无可匹敌……你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加优秀……我早已将你们视作王者！”在这些狂热的欣喜之间，只有一个声音语带警告，但说出这句话的人绝非是信口雌黄。“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次比赛，跟其他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更难打一点儿。”巴西队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在比赛前一天对记者们如此说道，“我害怕的是，球员们在球场上时，就好像球衣上早已绣上了冠军徽章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天花乱坠地宣传，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太单纯？太傻？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也是吃了很多亏才学到的，那就是，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对巴西来说是这样，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你得把视线从白线圈起的球场里挪出来，看看球员的生活，看看球队，尤其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这样才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足球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篇章。历史上首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巴西的政客们发现这项赛事是一个黄金机会，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声望——还有他们自己的声望。在那段时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里，巴西只是一个身处热带的穷乡僻壤，是个香蕉共和国（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霍乱和痢疾肆虐，人口大多数是印第安土著和不识字的奴隶后裔。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或政治上不正确（所谓的“政治上正确”，指的是使用中立的字句，以图不侵犯他人，保护弱势社群），但这就是事实。这种观点，甚至连巴西的官员都屡次明说，其中就包括里约市的市长。他说世界杯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野蛮人”。

　　这只是对巴西的片面看法，事实上，数百年来巴西都以其多重魅力吸引着外界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独立也颇有传奇色彩。跟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同，巴西并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1808年，葡萄牙皇室因拿破仑的入侵而逃离首都里斯本，将朝廷转移到了里约热内卢。这是第一个踏上殖民地的欧洲皇室，而在殖民地建立流亡政府更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在拿破仑被打败、其军队已对葡萄牙毫无威胁之后，有些皇室人员——包括摄政王的儿子佩德罗一世——都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嗯，这么说吧，我曾数次到过里斯本，那是一个很冷的城市。但在里约，这里有细腻的沙滩，扇形的海湾，翡翠的群山，还有美丽、热情、多样化的人民。佩德罗一世每天早上走出王宫，走过一条短街，两旁都是巨大的棕榈树，然后到弗拉门戈湾游个泳，顺便欣赏一下面包山上的美景……所以，当王室的其他成员在1822年给他写信，让他返回葡萄牙时，他做了情理之中的回答——让他们见鬼去吧。“少废话！”他公开宣称，“我不走了！”就这样，没流一滴血，巴西就独立了。那时是9月7日，也就是我跟小伙伴们球队的名字出处，而那一天仍被称作“留下的一天”。

　　但佩德罗一世的故事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客为何在1950年如此焦虑——巴西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的政局仍是一团乱麻。从“留下的一天”算起，巴西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不是革命就是政变，地区暴动层出不穷。巴西的政客们认为——尤其是在1950年——他们需要证明点东西，于是就将目光放在了足球上面。另外，在1950年还有一个大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另一段历史，而对纳西门托家来说意义重大。根据新闻记者多年以来的调查，我们的祖先最早来自今天的尼日利亚或安哥拉（均为非洲国家）。“纳西门托”可能是源自巴西东北部一个大牧场。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早年间运到巴西的580万黑奴之一。据估计，这个数字是运到美国的黑奴的20倍。曾有一段时间，巴西的奴隶比自由人还多。巴西还是世界上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一。但巴西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其原因部分源自多年来混居情况太普遍。美国的《体育画报》曾说我是“快乐地生活在世界少有的几个不会因肤色而影响生活的地方”。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获得自由身的奴隶和他们在巴西的后代，其生活尤为艰辛。虽说没有官方的强制隔离政策，但事实上，巴西黑人往往得不到教育、医疗及其他能够维持并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我还记得成长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贫困，又想到父母童年时可能的状况，我认为——虽然其方式并不明显，但历史一定是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