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委派五位不同类型人赴欧

　　在1940年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后，以租借法案形式抛给了英国一根救生索，并且委派了3名特使来确保其实施。1月，罗斯福派出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到伦敦呆了1个月以执行特殊使命，并派出温德尔·威尔基这位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带去了象征性的信息。威尔基回国1周后，他又派出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伦敦，负责尽快落实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罗斯福又两次派出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去伦敦再次会晤丘吉尔，去莫斯科首次会晤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通过这两次访问，霍普金斯促进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巨头”之间三角关系的建立，他们将在日本12月突袭珍珠港后联合指挥盟军的军事行动。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在1939年到1941年间，曾出现4个“重大转折”，紧张的，让人血压升高的转折。它们分别是“法国的沦陷”、“不列颠之战”、“租借法案”、“德国入侵苏联”。每次转折都进一步坚定了罗斯福对欧洲战争的立场。不同寻常的是，罗斯福的特使参与了每次转折：有时极力主张总统采取行动；有时则采取安抚，说他作出了明智的决策；有时会帮助总统实施决策，或向英国或苏联领导人解释总统的决策，或将其灌输给美国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派遣他的特使横跨大西洋，而非太平洋。从个人经历和直觉上，罗斯福更亲近欧洲，他相信对美国利益和全球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德国而非日本。因此，他满脑子关注的是欧洲的局势，让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负责执行他的亚洲政策，即遏制日本不发动美日战争。或许，随局势的发展，这种不平衡反映出罗斯福政策的危险盲点。但谁又能反驳魔鬼是在柏林而非在东京？

　　在这危急关头，罗斯福委派了5位不同类型的人，去欧洲执行七项重要使命。5位普通的人，包括职业外交官、共和党律师、解决政治问题的高手、前总统候选人、商界大亨。这些使命很多充满了危险。大多数是单独完成。所有的使命都超越了国务院的控制。它们将总统的特使带到了战争的漩涡中，使其进入该世纪引人注目的要人行列。总而言之，这些使命使得美国实现了从犹豫不决的中立国到全球领导者的参战国的转变。

　　罗斯福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从大萧条中拯救了美国民主政体，带领盟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史无前例的4次总统竞选：而他是以残缺之躯完成这一切的。

　　“战争扑向美国之前”，历史学家沃尔多·海因里希斯曾经写道，“它经过了多年一步一步地悄然逼近。”战争之所以会悄然蠕变，是因为美国人的历史特性，大洋的庇护和友好的邻国，使得美国人对国外的冲突和战争采取了孤立主义立场。高高的关税壁垒象征着他们这种孤立的意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和坚信美国是被蒙骗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点，都强化了这种倾向。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会限制军费开支，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以“阻止美国卷入未来的冲突”。法律禁止与交战国进行商贸往来，包括财政援助和武器销售。不过，1937年的中立法案赋予了总统根据“现付自运”原则进行非武器性贸易的权力，即交战国需现金支付商品，并自行运输。

　　当美国的视觉内转之际，世界滑向了危险的边缘。各国大肆扩军备战，西班牙国内冲突，中国和日本的冲突，独裁者的步步进逼。阿道夫·希特勒强化了他个人对德国的控制，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残酷迫害，使莱茵兰重新军事化，并寻求国外的生存空间。墨索里尼征服了偏远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暴露了国联的软弱无能。他越来越将意大利的命运与德国捆绑在一起。日本东京政府越来越走向军事独裁，将其野蛮统治扩展到中国的东北，并且把目标瞄准了欧洲势力范围内资源丰富的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