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老友庞兆麟同志给我电话，我们曾在一起做过文字改革工作。回想起来，我们当年做的真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解放初期，周总理在一个报告里指出，我们文字改革工作首先要完成三个任务，即：推广普通话，推广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三个任务都可以说是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

　　先说推广普通话。现在我们到全国各地去，说普通话可以说都不成问题。但回想一下解放前，有许多地方根本就不通用普通话。我小时候在广州，广州人就没有说普通话的。我们上课用的是广州话，用广州话读白话文。当时也提倡国语，学校特地请了一位北京人来教我们国语，可是我们除了学会注音符号，全不会说国语，没有说国语的环境，又怎么学得好国语呢？倒是这位北京先生很快就学会了说广州话。偶尔北方有人到学校来演讲，学校还得请校中最精通普通话即国语的尹老师来当翻译。这位尹老师是教算术的，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也请他当主持，用普通话大声说什么“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读总理遗嘱”……广州是如此，抗战初期我到上海，上海人又全说上海话。我不会说上海话，买本大楷簿只好在文具店里指着大楷簿买。我认为我母亲颇有语言天赋，她宁波话、绍兴话都讲得很好，就是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皆因她天天交往的那些婶婶阿姨，就没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如今倒过来，开始提出保护上海话，保护方言了，这说明普通话推广得多么彻底。我是赞成保护方言的。鲁迅先生好像说过，南方人应该会说家乡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我就会说普通话、广州话、上海话。

　　再说推广简化汉字。这实在用不着多说，我们天天看的报纸和书籍上印的，我们天天手头写的已经全是简化汉字。回想一下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中，有一些笔划真是何等复杂啊。我最近写了一首儿童诗，说一位爷爷告诉孙子，他小时候老师罚他写两百个“龟”的繁体字，他写着写着都没法好好写下去，只希望老师不是罚他写两百个“龟”字而是画两百只乌龟，画一只乌龟比写一个“龟”的繁体字容易得多。如若不信，请找出“龟”的繁体字来看看，它好像是由好多个零件拼凑起来的，写着写着就会忘了哪个零件该拼到哪里。可看看现在的“龟”字，它真像一只乌龟，好写。

　　最后说说推广汉语拼音。我们现在小学就学会汉语拼音，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汉字的音，查字典什么的也方便多了。而且联合国也明确规定，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的地名人名时，全部按照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其实汉语拼音有好多长处还没有发挥出来，例如识字不多的孩子学会了汉语拼音，是不是可以读汉语拼音读物和汉语注音读物呢？这样既满足他们爱听故事的要求，又可以长文化知识。这倒是我们这些老文字改革工作者和广大语文工作者、出版工作者应该考虑的工作吧？

　　好久不想文字改革工作了，一下子想起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