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以缶为庐庐即缶

　　人生的期盼，有时仅是一个美好的夙愿。无论是游学从艺，还是课馆谋生，或是门客幕僚，故乡只能永驻吴昌硕的内心，而现实却是渐行渐远。相约于江湖，相守于岁月，相望于未来。

　　光绪八年壬午（1882）春，由于家乡安城闹匪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老母妻儿为了躲匪患，有时只能到乌篷船上安身。为了安全考虑，也为了与老母妻儿能生活在一起，于是，吴昌硕把家眷接到了苏州，住在西畮巷之四间楼。尽管房屋狭小简陋，仅能容身，但这毕竟使吴昌硕享受了天伦之乐。另外，吴昌硕也考虑到自己三十又九，年近不惑，长期寄居为生，终不是安身立命之策。虽然经济压力甚大，生活更加拮据，但总得咬紧牙关挺下去。

　　苏州西畮巷四间楼，与千年古寺寒山寺相邻，那月落乌啼的风霜，江枫渔火的守望，夜半钟声的寂寥，使吴昌硕体验到了姑苏的史绪文脉与古风雅韵。吴昌硕之所以选西畮巷而居，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好友杨岘也住在那里。两年多前，吴昌硕初到苏州，住在小旅馆，孤寂清贫时，杨岘就时常邀他到自己的家中小聚，喝酒论艺，使吴备感友情的温暖。后来，吴昌硕到吴云的听枫园坐馆，杨岘还常来看望他，逢年过节时，也让吴昌硕到四间楼的自己家中话旧谈诗，以慰他思乡念家之情。

　　杨岘在诗文书画、收藏鉴定上均相当有造诣及有见地，而且为人坦诚热情、豁达大度，自在湖州与吴昌硕相识后，一直视吴为知己，平时对吴昌硕颇多鼓励与帮助，从如何作诗到指点书法，从评析篆刻到读书求知，可谓是诲人不倦。因此，吴昌硕早就将杨岘作为自己的老师，自称是“寓庸斋内老门生”，并继上次湖州之后，再次送上拜师帖，要立雪程门，杨岘也再次婉拒。杨说还是做朋友好，以师相称反而生分了。这对忘年交虽然境遇落魄，生活清贫，但各自真诚相见，无话不谈，尤其是杨岘在艺事处世上对吴昌硕日后影响颇大。杨岘是清末隶书名家，笔墨高古而线条朴茂，气势郁勃而风格独特，但他生性孤傲，不媚俗，因而鬻书境遇不佳，而此时吴昌硕的售字刻印情况也是如此，但他们却互为携手，诗词唱和、笔墨相赠，在精神层面上相互融通。

　　在吴昌硕的人生历程中，于光绪八年壬午（1882）定居西畮巷四间楼，是具有人生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年他39岁，在这之前，他虽然也曾在湖州、杭州、苏州等地游学从艺或作门客幕僚，但他的身份依然是乡村文士，其家也安在乡镇。无论他的人生形态、生存方式，还是人文意识、价值取向及相关的人际交往、经济来源等，还是以乡村内蕴为主体。然而，当他携家眷入住四间楼后，他正式开始融入城市，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已开始具有城市人的生活认知和市民意识，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及日后正式进入大都市上海作了铺垫与开拓。

　　吴昌硕在1882年做出全家移居苏州的决定后，曾回到安城处理一些事务，同时与家乡的一些亲朋好友告别，他专门写了“道在瓦甓”的条幅赠给爱古物的老友金杰以作留念。这四字语出老子，颇有哲理玄思与禅境佛意，谓道无处不在，即使是瓦甓，也是道之所寄。金杰甚喜之，并将自己家藏的周秦古瓦缶回赠吴昌硕。此只古缶器形丰满圆浑，气势古朴雍穆，造型大气端庄，吴昌硕感到冥冥之中，他仿佛就是古缶的化身，这好像又是前世今生的相约与物我合一的情缘。于是他从此以“缶庐”为斋室之名及别号，并以“老缶”、“缶道人”自称。

　　吴昌硕相识潘祖荫是在1883年，是由他的朋友潘瘦羊所介绍的。潘祖荫在当时不仅是权倾一时的庙堂高官大吏，光绪八年出任军机大臣，而且是清末最顶级的收藏大家，以收藏青铜国之重器大克鼎、大盂鼎名重天下。且为人正直、为官刚正、为政勤勉，颇得时誉政声。潘祖荫最初是在瘦羊家中看到吴昌硕所刻的印章，就觉得不同凡响。一开始由于双方身份地位的相差悬殊，他转托瘦羊请吴为其治印，先后达数十方，而且颇为满意。而后他不顾等级之差，约请吴昌硕见面，并将自己所藏彝器拓本及古籍碑帖善本多种慷慨地赠送给清贫的吴昌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