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西泠印社金石缘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又是一个“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吴昌硕应友人之邀，正客居杭州，三潭的月色，苏堤的碧波，六和的涛声，雷峰的夕照，花港的鱼跃，虎跑的清泉等使缶翁有些流连忘返。

　　而此时，在西子湖畔的人倚楼中，几位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篆刻家丁辅之、叶为铭、王福厂、吴石潜雅集于此，他们品茗论艺说印，鉴赏古今印玺印谱，深感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特别是西子湖畔的西泠，更是浙派西泠八大家的崛起之地。丁敬、小松、曼生等前贤的金石精神，就是在此烛照康乾以来的印坛。但回眸上下五千多年的印坛，却从未有过一个专门研究、创作印学的团体。于是，一个宏愿在他们心间萌发，即在人倚楼中印学结社，“人以印集，社以地名”。于是“西泠印社”在西泠桥畔应运而生。

　　正好客居杭城的吴昌硕知悉此事后，甚是赞同。这也是他与西泠印社的缘分，他对丁辅之、叶为铭等人芟除荒秽、拓地建社、集资营建的精神，也很支持。而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亦前往缶翁的客居处，邀其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缶翁谦辞相推，认为印社初筹刚建，还是待日后略具规模后，再议此事为妥。西泠四君子觉得缶翁言之有理，遂相约十年后再共襄盛举。自此，吴昌硕对西泠印社相当关注，西泠四君子有什么相关印社事务找他，他均全力以赴。如第二年，西泠印社建仰贤亭，吴石潜摹刻丁敬像嵌于壁间，缶翁以诗记之，并应吴石潜之请，篆题《西泠印社》牌匾。可见在西泠印社筹建的前十年中，缶翁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并给予了积极的扶持与帮助。

　　这一年的秋季，吴昌硕得病甚重，腹泻不止，全身浮肿，求医无效，在生命垂危之际，幸得精于医道的金瞎牛出手，经过悉心治疗，得转危为安，妙手回春，且一文钱不取。缶翁深感救命之恩，为作小传中云：“君治我不一而绝不受一钱，古称独行之士，君当之无愧。”在这之前，缶翁的儿子得重病，亦得金瞎牛治愈。可见金是缶翁家不收费的家庭医生，这也是缶翁广结善缘所致。

　　自吴昌硕五十岁后，几乎每到岁末年终之际，他均要到上海过腊月，有时还要过完春节方回苏州，已成为常规的人生行踪。出于何种原因？笔者曾关注这一现象许久，但找不到内中原因。这一年的腊月初，他又赴上海，客居严小舫的小长芦馆，并应筱公之情作花卉长卷，并为图中的牡丹、玉兰、盆兰等配诗，卷末又题写了数首诗。特别是在题盆兰的诗中，他写道：“风叶雨花随意写，申江潮满月明时。”诗中再次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盼及对上海前景的向往。而通过缶翁到上海为筱公作画，可见他是为鬻画售艺而行。

　　也就在此次上海鬻画之行后回苏州不久，12月14日，吴昌硕举家从铁瓶巷搬到了桂和坊19号。他命书斋为“癖斯堂”，还将大堂题为“雍穆堂”，将大厅名为“古缶庐”。从书斋、大堂到大厅，可见他的居住条件比铁瓶巷得到了改善，“癖斯堂”，也是缶翁在苏州最后一个居所了，也是他苏州——上海双城记中，在苏州的最后一站了。

　　就像太阳每天升起一样，在缶翁的恩师好友相继离世后，他在桂和坊又迎来了一位日后可结交终生的新知己——诸宗元（1874~1932），字贞壮，浙江绍兴人。在宣统元年己酉（1909）那个金菊盛开、桂子飘香的时节，在友人的介绍下，诸宗元来到缶翁的“癖斯堂”拜访，尽管其时缶翁已66岁，诸仅36岁，但从古今诗文、历代书画到丹青流变、翰墨名札，乃至宋元版本、鉴赏收藏，眼前这位青年老才子均相当精通，且见解独到。这使有些静逸的“癖斯堂”内生机盎然，高见纷呈。

　　与诸宗元的相识与深交，为缶翁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不少阳光与欢乐，这也是缶翁日后很喜欢和年轻人相交的渊源。宣统二年庚戌（1910）的初夏时节，他在作完了那幅著名的《玉堂富贵图》之后，便收拾行囊，以67岁的年龄与诸宗元、商笙伯等友人乘船同赴武汉，作沿长江的壮游。

　　就在诸宗元、商笙伯等友人陪同缶翁游览武汉时，一场改朝换代的社会大革命正“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