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指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为进一步界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边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通过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必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参与全球规则新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后危机时代全球规则的重构趋势是王新奎的研究重点。而他提出，中国不仅需要适应全球规则的新变化，更应积极参与其中。那么，中国拿什么规则去参与呢？如何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可以接受的规则？怎样完成国内的试验呢？诞生已经一年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承担着压力测试平台的作用。

　　他在论坛上表示，全球规则谈判的平台开始转移，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关系平台转移到双边的伙伴关系平台，就对我们提出挑战，中国的伙伴在哪里？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具体贸易谈判中我们的很多利益又反而与发达国家一致，很难确定我们的位置怎么放。

　　其次，20世纪传统议题可以用“贸易规则、货物贸易、实体贸易、关税壁垒、边境措施、自由贸易、经济标准”等概括，而在21世纪，新的议题则是“投资规则、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监管壁垒、境内措施、公平贸易、价值标准”。“比方说关税壁垒和监管壁垒，我们在WTO谈判时，重点就是谈关税，但是现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监管壁垒，从审批程序、监管程序、等候时间形成的壁垒，没有明确规定，使得我们很难去要价。”

　　王新奎表示，在全球规则发生变化之际，中国不但要适应还要参与进去，因此推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此为窗口测试一系列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措施，特别是要营造一个国际化、法制化、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新的开放，适应全球角色转变的新的开放。我们过去的开放是‘促增长’，开放促出口，出口促增长。现在的开放观是开放促改革，这还是一个完全没有破题的课题。”但王新奎指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一周年后，这个课题必须破题。

　　过去一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重点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转变政府职能，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后监管为主。第二件是试行外商投资准入各阶段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管理。第三件是推进金融和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王新奎表示，从新开放观的角度来看，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很多领域跨出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第一步，但“破题”还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坚持“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方向去探索，任重而道远。

　　自贸区是“第二次入世”

　　上海自贸区试验改革的意义是什么？孙元欣认为，这相当于中国的“第二次入世”。

　　“第一次入世是中国加入WTO，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是中国和国际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在接轨，涉及到整个投资体系和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接轨相比上一次的贸易结构来说层次更高，所以叫做第二次入世。”

　　孙元欣认为，自贸区的改革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基本思路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总体是构建一个开放性经济的新体制，其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十分重要。“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负面清单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有拓展，内涵方面原来是外资准入管理，现在加入一个政府全面负面清单管理，它的作用对象和功能也是有很大的区别。负面清单管理现在只是一种规则的尝试，今后会推广到全国，如果证实是可行的，合理有效的，未来三五年会进一步推进，把这些规则固化下来，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同时透露，财大自贸区研究院正在做负面清单的研究，但思路已经不是2015版的设计问题，而是要考虑到2015版以后的事情，以及更广阔的事情。

　　“我们梳理了我国现在的负面清单和美国负面清单的情况，从三个纬度进行比较，16个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包括基础层面和技术层面，基础层面有6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包括负面清单的措施和法制体系的契合程度，以及投资的口径等等。所以怎么样推进这项工作后面还有很多的难点，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方面的研究。”

　　建立开放的中国大市场

　　鞠建东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开放的首要任务主要是两个，对内消除国内各个地方之间贸易与要素流动障碍，尤其是行政障碍，形成统一的竞争、开放、高效的中国大市场。对外则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行星市场的经济体系，推动世界经济新体系的建立。

　　“开放的核心就是满足全球第一大市场，中国市场的需求。用全世界的资源，全世界的技术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那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

　　他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有四大任务。第一，引领全国进口体制改革，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使中国老百姓能买到全球性价比最好的产品。第二，建立全球技术市场中心，建立中国市场技术规范。第三，上海从来就是制造业的重镇，我们需要重振上海制造业中心的雄风，推动中国核心企业群的出现，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建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主导行业汽车制造业等的优化与迅速的发展，根本改变中国市场无中国品牌的局面。第四，对外实现最优资本流动控制，建立人民币主导的东亚，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对内推动金融行业，投资体制的全面改革，实现统一而高效的中国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张钰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