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个月，厦门大学对该校教授吴春明“性骚扰”案的调查处理，有了一个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的初步结果，算是给了公众一个起码的交代。

　　这样一件并不算很复杂的案件拖了三个月之久，原因可能很复杂。在该案于今年7月间进入公众视野后，厦门大学官方就宣布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吴春明展开调查。但是十来天后，厦门大学历史系122名学生向工作组发布《支持吴春明的联名信》，声称涉事女生“汀洋”在微博中指控吴老师利用导师之便对众多女生行不轨之事，与事实不符，强调“还吴春明老师以清白，还考古专业以清誉，还母校以声望……”

　　这封联名信以122人之众，担保吴春明的声誉，即便纯粹从调查事实出发，也需要仔细掂量其分量，何况它还公开道出这一调查涉及专业的“清誉”、母校的“声望”，这不得不让厦门大学的工作组更加慎重处理，想必这就是该案一拖三个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工作组的调查以及媒体所披露的信息看，吴春明的确涉嫌“性骚扰”女生。这说明，122人担保吴春明没有问题的“联名信”说服力有限，而媒体还爆出，该“联名信”实际仅有数十人签名，这很可能就是一次打算蒙蔽工作组和公众的行为。幸得媒体持续关注，该案才免于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从而使更多女生免于受害。

　　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不止发生过一次的丑闻要被揭开，仍属不易，看来蒙蔽的机理在一定时空内，仍会发生作用。《韩非子》中有一个故事，基本阐明了这个蒙蔽机理的核心要件。

　　话说鲁哀公问孔子：“老百姓都说：‘没有很多人参与决定，办事情会迷失方向。’现在我办任何事情都与群臣商量，但是国家还是越来越混乱，这是什么缘故？”

　　孔子回答道：“君王有事询问臣下，有的人知道怎么办，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贤明的君王就会在他的主持下，让群臣可以充分地发表意见。但现在的问题是，群臣在您面前发表意见之前，都会先与季孙统一看法。所以表面上人人都在发表看法，实际上全鲁国讲的都是季孙一个人的看法。这就是您看似在全境之内询问该怎么办，结果国家还是越来越乱的原因。”

　　在这个故事中，群臣与季孙统一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的“联名信”。而不管是“统一看法”还是“联名信”，都存在一种胁迫机制。比如群臣之中肯定有不同看法的人，但他一旦不到季孙那里去统一看法，官爵必定不保；同理，122人绝对不会全部对吴春明的品行了如指掌，但如果有人不在“联名信”上签名，也很可能被目为异类。在这种硬性或软性的胁迫之下，很快就会结成一个遮蔽真实想法和事实的铁板，足以屏蔽上级和公众的视听。

　　韩非子是从“帝王术”的角度，来说明国君如何容易被臣下欺瞒，以此提醒驾驭臣下之法。但一个社会离不开上下级这种体制化的管理，那么只要存在上下级，则蒙蔽不可避免，随时都会发生，因此关键是怎样对付它。

　　可以看到，无论是季孙的“统一看法”，还是厦门大学的“联名信”，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打算蒙蔽上级或公众的那些人，都缺乏被有效监督的力量，最后都是“外来户”孔子或媒体戳破真相。这说明，同体监督固然重要，异体监督必不可少。否则，一旦有尖锐的利益冲突，同体监督很快会沦为“统一看法”或“联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