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老别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统计表明，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栋，其中外国人别墅483栋，涉及美、英、法、德、日本、苏联、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奥地利、瑞士、加拿大、丹麦、西班牙、瑞典、爱尔兰、挪威、波兰、印度、韩国等20个国家；中国人别墅236栋。在旧中国四大别墅区（江西庐山、河北北戴河海滨、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中，北戴河海滨是唯一的海滨别墅区，外国人的别墅数目比例最大。但是，这个依山傍海的避暑之地，绝非不问世事的世外桃源。在这些老别墅的群楼中，有1903年建造的“海关楼”；有解读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心声的“趣园”；有建设北戴河的功臣朱启钤的“蠡天小筑”以及曾作为少帅张学良行辕的章家楼等等。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许多不平凡的历史事件。 

　　1930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戴河避暑时，正值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参加哪一方，将对整个战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张学良此时所在的北戴河聚集了各派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张群、吴铁城、方本仁；阎锡山派出的贾景德、傅作义、温寿泉；冯玉祥派出的邓哲熙、薛驾弼、门致中；汪精卫派出的郭浆祺、陈公博等。他们云集北戴河游说拉拢张学良，避暑胜地一时俨然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6月，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曾在北戴河起草调查报告书。张学良指定北宁铁路局局长高记毅等组成“国联调查团海滨招待组”。其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北戴河逐步被日本人所控制。1940年4月，日本在北戴河海滨开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5月，日本驻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强占陆庄小河以西土地建日本陆军医院，供侵华中负伤生病的官兵治疗休养。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接收北戴河，北平官员及一些富商大贾决定恢复北戴河作为避暑胜地，然而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多数官员不敢到此。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军挺进山海关，到11月26日，北戴河终于“换了人间”，获得解放。 

　　第一个中央休养区

　　北戴河解放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便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于是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1949年6月，身体欠佳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成为第一个来此休养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1950年8月，又有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到北戴河海滨疗养。 

　　1950年初，经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选择，批准在北戴河建设外交人员休养所。当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驻北戴河联络组”，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 

　　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解放初期因条件所限，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风扇都少有。于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央决定寻找夏季避暑办公之地。据参与编写北戴河地方志的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最后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另外，北戴河所留下大量现成的别墅也使领导人去避暑不用劳民伤财重新建设。 

　　1953年，行政区划上的“海滨区”易名为“北戴河区”。1954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

　　毛、邓的初次北戴河之旅

　　虽然日后毛泽东非常喜欢北戴河，但在1954年之前他却一直没有来过。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归来途中曾来到山海关。在长期战乱的摧残下，昔日的雄关已是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据当时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解放之初无论毛泽东走到哪里，望着残破的山河，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此刻的毛泽东，望着破败的“天下第一关”，可能也没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他看了一下山海关，便匆匆登车回京，更没有去相距不过十余公里的北戴河。 

　　毛泽东初次来到北戴河，是在1954年的春天。1954年4月21日他考察秦皇岛，出发的第一站又来到了山海关。毛泽东一下汽车望着已修整一新的“天下第一关”城楼，惊喜地说：“这儿变了！”当晚，毛泽东便住在北戴河的章家楼休息。可是，第一次到北戴河，或许是因为大海的涛声太大，或是因为天气较凉，长期被失眠困扰的毛泽东当夜并没有休息好。第二天，毛泽东便告别北戴河海滨，前往唐山视察。 

　　同样喜欢在北戴河畅游的邓小平，初次北戴河之旅也颇为仓促。1952年8月，邓小平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至政务院担任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无暇休息。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便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可是，那次邓小平只待了两周，就在毛泽东的电召下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 

　　夏季办公制度的形成

　　中共中央确定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的性质。1954年，秦皇岛市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简称“暑办”，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 

　　夏季办公制度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组成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到北戴河工作。在当地，也有一个暑期工作班子，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再加上警卫师四团，共同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浴场和外出活动的服务及警卫工作。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面临着重整山河的紧张工作。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毛泽东日夜关注朝鲜前线的情况，半个月间办公、起居全在床上，睡眠极少。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运动，这一段时间，毛一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传来，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高兴地在院内清着嗓子唱了一曲京剧，接着说：“我们该脱军装了。我脱，你们也脱。”他还回忆说：“从这一年始，毛泽东每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我们都了解他一个喜好，就是观潮。每次观潮胸脯都会和着潮水的节奏起伏。” 

　　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休养。出于常年的习惯，毛泽东不爱住洋楼，愿意住中式平房，却又喜欢房间高大。因此中直疗养院专门建了1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年夏天毛泽东便住在这里，而且一住就不想走，直到9月天凉，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仍没有走，并坚持每天下海游泳。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随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此后的每年夏天，“一片汪洋都不见”、“白浪滔天”的北戴河便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而变得异常神秘。这个“魏武挥鞭、东临碣石”的地方开始与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