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层面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协调机构”过多、过滥，令人瞠目的数据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淡漠。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子，挂着“一把手”的旗子，喊着“提高效率”的号子，“领导小组”层出不穷的现象背后，到底是无奈还是无能？

　　面对重要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事件，工作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联合攻关，这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可近年来，各种领导小组“扎堆”，着实成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头疼事。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子，挂着“一把手”的旗子，喊着“减少层级、提高效率”的号子，一些“领导小组”本意是为了就某项专门性的工作进行“协调”，却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异化为公共权力的又一次“推诿”。

　　“协调机构” 三追问

　　● “一把手”身兼数职，“三头六臂”忙开会？ 搜索即可发现，各类“领导小组”，动辄都是市长、副市长等领导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或副组长。 “牵头部门‘兼职搞副业’，成员单位‘心不在焉’，会议通常是带个本子‘点人头’。”河南一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坦言，本来日常就能解决，却需要领导小组讨论。出台一项规定，十几个单位会签，时间就更难控制了。

　　● 一年难见一次协调，成为“空壳机构”？ “一些地方政府，对自身到底设了多少个领导小组都说不清楚。”南开大学讲师周望说，实际上许多领导小组都是“纸上机构”。从发文件成立，到发文件撤销，其间可能从未正式“领导”或“协调”过。例如，2013年辽宁省撤销了“省防治非典指挥部”，而此时距离“非典”已有十年。

　　● “红头文件”搞创收，沦为行业“钱袋子”？ 由于指向性明确，一些领导小组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甚至下发文件，成为乱摊派、乱收费的“护身符”。陕西咸阳曾大力推广“足疗”保健项目，为此专门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市领导挂帅亲任“小组长”，下发红头文件严禁公安进入检查，要求执法行动必须由总工会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