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剑虹

　　1　创作精品　淡化评奖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习总书记说要创作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习总书记说的优秀作品，就是为人民所喜欢的，留得下、传得开的，他认为这是优秀作品的一个衡量标准。”说起京剧舞台上这些年的创作，史依弘显然有很多话想说，“你说振兴京剧我们听了几十年，振兴京剧到底是怎样振兴，难道京剧节评了几个奖就是振兴吗？”“我不知道今年京剧节不评奖是谁的决定，但非常好。没有评奖，大家就不会为了评奖去做一些粗制滥造的戏，不会问政府要很多钱去做一个观众不要看的戏，然后评完奖就扔掉了。我觉得那是极大的浪费，是对纳税人的不恭敬，也是对京剧事业的不恭敬。”史依弘认为，如果通过评奖推出一批质量不佳的戏，“对京剧市场是更大的打击”。的确，如果一个普通观众特别是初次接触京剧的观众，兴致勃勃地选择了一个获得过大奖的戏去看，结果却发现那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作品，说不定从此就会对京剧失去兴趣。

　　说到各院团为了评奖所作的“努力”， 史依弘显然很不赞同：“各个院团都在为得奖而奋不顾身，为得奖在抓耳挠腮。在乎的是奖而不在于艺术本身。”“不评奖了，院团就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新戏让观众来看，观众自然会说好或不好。像习总书记所说的，努力让作品留得下、传得开。”

　　不过史依弘也承认，现在很多院团为了评奖而“奋不顾身”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目前的制度下，获奖无论对于院团还是演员来讲都相当重要。得了奖，院团和演员日子就都好过了。“我觉得不要用奖来衡量艺术，不要以奖来扶持院团。”史依弘也直言：“其实国家对文化的扶持是很费心的，但似乎还应寻找一种更科学的方式来扶持院团，扶持戏曲。”

　　史依弘认为，现在有些作品动辄投入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做法并不科学，她以自己二十年前参与排演的《狸猫换太子》为例说，当时为了排这个戏，自己还放弃了一个演电视剧的机会，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戏的本子好。但即便是这样，《狸猫换太子》最初也并没有什么投入。“第一次演的时候连钱都没怎么投，怕失败，凑合着弄了一点小服装就演了，结果演完观众的反响热烈得不得了，然后才开始投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不确定戏有没有观众基础、观众会不会喜欢的时候，不要去投入那么多，你可以试演一段，排一小段，能凑的就先凑起来，大家觉得好再投入布景制作啊、服装啊什么的。”回忆起《狸猫换太子》的创作过程，史依弘感慨地说：“那时创作力量还是很强大的，那时的人不浮躁。而现在很多人都冲钱去了，没有钱就不来了，不干了。真正沉下心来做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

　　此外，史依弘还呼吁，要在传统戏上有所投入，“传统戏的流失是很快的，有些戏已经没了，一定要抢救、要投入经费。比如说要请一些老师来教戏，谈戏说艺，现在天津还有一些这样的老师，他们什么戏都能说，要赶紧用高价把这些老师聘来讲戏，或者教一些我们再也看不到的戏。”“现有的一些传统戏要把它们整理得更漂亮些，在视觉上更美、更精致些。把钱拿一部分出来用在这上面多好，这也是跟着时代在走啊。传统戏消耗服装虽然很多，但投入却很少。而排一个新编戏，一下子扔进去几百万元也根本没感觉，演完后就搁在那儿没用了。特别是新编戏的服装，不像传统戏那样可以不停地用，做一套宫装可以用一辈子呢。”

　　2　环境变化　初心不改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是习总书记在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被大家提得最多的一句话。对戏曲界而言，虽然作品庸俗低俗化的问题并不算特别突出，但对戏曲人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大环境的变化，迷失者还是为数不少。史依弘直言：“现在有些人信仰什么？信仰的就是钱。”她告诉记者，1982年他们这一届考上海戏曲学校的京剧班，是在3000个考生中录取17个，而且全部是上海生源。“而现在京剧班要到全国各地去招，上海本地生招不到了，上海的孩子不大会去学京剧了，那是一个大倒退。”“1982年时，大家都觉得学京剧是一件很好的事，家长觉得京剧是一门艺术，让孩子去学很有光彩。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谁还让孩子去学京剧啊，那么苦，收入又那么低。”史依弘感慨地说，“这三十年来，变化真是太大了，那时送孩子去考京剧，会觉得那是国粹，是我们自己的艺术，是一门崇高的艺术。”“那时家长把我们交给老师时，心情都很激动。因为我们都是由国家培养的，不收费。这几年虽然也改为不收费，由国家培养了，但还是没有上海的学生，这是大环境造成的。”

　　“习总书记说，现在人的环境那么浮躁，搞文艺的人不要在这个环境中迷失方向。我的理解是，习总书记是要求我们搞文化的人在浮躁的环境里保持定力，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被迷惑。”史依弘说，当年他们这一批学生分别是1981年和1982年进入戏校学习的，一共56个人，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就渐渐分流了。史依弘坦言，自己当时也动摇得很厉害，“当时是我的老师张美娟留住了我。我跟她说，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出国了，几个特别要好的同学也出国了，读书的读书，嫁人的嫁人。她说，别人走就让他们走吧，每个人选择的路不同，但是你走的话我会很伤心的。我的老师是个很不愿意说话因而话很少的人。我觉得我不能让她那么失望，因为她在我的身上下了很多工夫。”

　　史依弘说，自己现在已经能够很平和地看待这一切了，但却在为更年轻的一代演员担忧。“像他们那种年龄的孩子，如果不是很出色，真的没有前途。有的小朋友（指年轻一代的京剧演员）对我说：姐姐，就是做到像您这样，又如何呢？姐姐您已经是大家认为很成功了的，您又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对得起我们的这点工资了，您还要我们往哪儿努力啊。我觉得我已经无力劝他们了，而我以前一直是鼓励他们的。现在我会说，你爱不爱这一行？不爱你就走吧，这要凭一个戏曲人的自觉。如果不热爱，就做别的去吧。因为有可能，你从事的这事业会让你清贫一生的。”

　　前几年，史依弘也曾在电视剧中客串，说起这事，她直言“来钱太快了”，她说自己虽然只是以一个戏曲人的身份去客串，从电视演员角度来讲，三四流都不一定算得上，但一部电视剧的收入与自己舞台演出相比依然差距惊人，“按我在京剧院的演出费（一场1000元，一个月演一场）算的话，要演20年吧——太没法比了。”

　　3　自律自省　修身养性

　　“习总书记认为，艺术人要有一个引领作用，不能媚俗，不能低级趣味，要净化舞台。”在采访中，史依弘总是习惯地用自己的话来诠释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习总书记其实是告诉我们，你们是身负责任的，你们要传播文化的正能量。还有就是，你们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专业技术训练之外，对自己有要求，只有修身养性，有更好的修为，才能更好地把正能量传递给观众。这给我的印象也是蛮深的。”

　　“我觉得对于京剧演员来说，站在舞台上演戏就像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你不要去迎合观众，而要去引导他们。这个引导很重要，首先你自己的修为要好，才有能力去引导。一味地迎合，观众要什么你给什么，那就会把艺术越做越低。”史依弘笑着说：“都说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就是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什么样的演员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观众。我觉得，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对自己有要求。只要上台，就应该把最好的、最美的东西给观众。”

　　史依弘说，早在十多年前，自己的老师卢文勤就提到过京剧演员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现在的旦角都很阳刚，而花脸都很阴柔。十几年下来，这现象越来越严重了。我觉得这和戏曲人有关，和戏曲本身无关。说到现在舞台上有些演员喜欢“洒狗血”，用不符合角色的、过于“卖力”的表演来讨好观众的现象，史依弘觉得，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媚俗，“为什么要洒狗血，是因为想迎合观众，一洒狗血观众就叫好，一叫好演员更人来疯，观众就会觉得演员好卖力啊。”“只要观众叫好我就成功了，多数人都这样想。不行啊，艺术是要抵达观众内心的，是要触及观众灵魂的！”

　　因而，史依弘一直对戏曲演员抱着一种相当“严苛”的态度，“从业人员如果不学习，缺乏审美能力，戏曲往下滑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赖别人。我一直认为搞艺术的人要有自觉性，尤其面对浮躁环境，真的不该去抱怨什么，而要有足够的自省能力。埋怨观众不来买票看戏？你该想想你到底传递了多少美给人家，让人家看了还想看。没有票房，肯定是因为你还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