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式一 “限高令”

　　2011年8月，金先生根据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向公司缴纳了100万元保证金用以取得劳务分包工程。保证金缴纳后，劳务公司的工程分包承诺却成了一纸空文，在金先生的再三催讨下，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由劳务公司退还金先生保证金100万元，并赔偿损失5万元，王某、常某为劳务公司提供担保。

　　此后，劳务公司陆陆续续退回了部分保证金，但仍有12万元始终未归还，金先生于是起诉要求王某与常某承担担保责任，法院判决支持了金先生的诉请。

　　案件进入执行后，王某与常某却不接电话、不见法官，躲躲藏藏就是不肯履行义务，法院发出的传唤通知犹如石沉大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决定“攻心为上”，利用12368诉讼平台发送“限高令”，震慑“老赖”。《限制高消费令》的主要内容以及法律后果被以短信方式一一发送至王某与常某手机上。果然，两人在收到短信后，琢磨着若不履行债务，今后“可能没好日子过了”，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主动与法官联系，表示愿意履行还款义务，并写下限期还清债务的保证书。

　　记者了解到，根据最高院的《限高规定》，被“限高”的被执行人将不得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出行；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购买不动产或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不得有旅游、度假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该院执行局局长刘扣怀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院共向被执行人发送‘限制高消费令’2643份。“部分被执行人在限高令的压力下主动归还债务，因此我们要想法设法向被执行人告知、释明限高令的内容，充分发挥这项执行措施的功效。” 

　　招式二 “曝光台”

　　沈某是一起劳务合同纠纷的被告，2003年3月，法院判决沈某须向其雇佣的职工卢某支付拖欠的工资及佣金1.6万元。

　　案件审理中，沈某一再否认双方存在劳资关系，试图以此抵赖债务，尽管在确凿的证据下，沈某被法院判决败诉，但在面对生效判决时，沈某摆出了一贯“能赖就赖”的态度，屡屡以“没钱”搪塞法院的执行。

　　颇有心计的沈某有意将自己的财产隐藏了起来，导致法院无法查实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案件只能多次被终结执行程序。

　　今年，杨浦法院依法决定将沈某的相关信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上报，通过网络进行曝光。不久，沈某发现自己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由于担心以后贷款买房会受影响，沈某主动联系执行法官，一次性全部还清欠款及利息共计3万余元，只求把自己从“黑名单”中删除。

　　从今年专项执行活动以来，该院在上海法院互联网“阳光执行”平台上共曝光2918人次失信被执行人，公布失信人名单483人次，通过不断强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运用，努力构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机制，取得良好效果。

　　招式三 “大联动”

　　除了修炼自身功力外，杨浦法院还注重“借力发力”，进一步完善与公安、工商、银行、国土等职能部门的联动机制，合力围堵打击“老赖”。

　　2012年5月，吴老伯手持经公证的“执行证书”申请法院对张某夫妇进行强制执行。

　　原来，2010年时，张某夫妇以房产抵押方式向吴老伯借款12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张某夫妇却毫无还款意向，对吴老伯的催款不理不睬。无奈之下，吴老伯只能根据“执行证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法院的协调下，张某夫妇承诺在2012年7月底前还清欠款，没想到，这一还款承诺只是夫妻俩的缓兵之计，面对法院的追问，两人宣称没有财产，无力偿还债务。然而，执行法官却查到张某夫妇时常乘飞机出行旅游度假，得知这一情况后，法官迅速启动联动机制，立即与边检部门联系，对张某夫妇采取边控措施。

　　没过多久，计划出国的张某夫妇在珠海机场被边检人员发现并限制出境，两人只能主动联系法官，并同意将此前隐匿的一套公房拍卖后用于还款。

　　杨浦法院副院长陈杰华告诉记者，“充分利用与公安、银行、税务、工商、社保等部门已建立起的查控体系，可以监督和限制被执行人置业、融资、出境等，这也为破解‘执行难’开拓了思路。”

　　除此之外，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为着力解决执行难，杨浦法院切实加大了对规避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用足强制措施，依法惩戒。对不如实申报财产、故意规避或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强化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的运用，今年1至9月，该院共司法拘留被执行人25人，同比上升208.3%，1名被执行人以涉嫌“拒执罪”被移送公安立案侦查。“老赖”们被宣告司法拘留后，立即表示悔过、书写保证书，并主动联系亲友协助履行义务。

　　通讯员 费敏蔚 本报记者 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