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一些纪念活动方兴未艾

　　从奉天战俘集中营解救后，罗伊·韦弗回到家乡做了文职工作。1950年他又一次参军，还是回到了他最爱的海军陆战队。1953年，他随海军陆战队进驻日本，并在那里待了一年。韦弗说：“大战的时候，父辈不喜欢日本人，日本的民众战后也不是太理美国军人。”

　　到日本去，他的心里有点不安。但他“感觉到大战过去了，自己生存了，回到美国生活了，自己也算是胜利了。事情慢慢过去，如果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如果自己不断地痛恨别人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我觉得，没必要讨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我在慢慢抚平伤口，尝试原谅人家”。

　　历史能够翻回这一页，应该感谢这些老兵。是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以日记、绘画、诗歌和专著等不同的方式，记录着这段历史。约瑟夫·皮塔克1991年出版了一本书。正是他，揭开了中国学者对战俘集中营研究的序幕。有的战俘回国后，难以面对耻辱，性情变得古怪，不愿意多提往事。简尼丝·可涵的父亲是677号战俘，跟其他战俘有些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在1938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失去了工作，为生计，应征入伍，后成为战俘来到中国。

　　在简尼丝·可涵的记忆中，父亲回到美国后，变得非常沮丧，也变得经常容易生气，生活看起来非常困难，很难与家人沟通。但他不常提起他在中国遭受的折磨，只是跟同时在战俘集中营的人还保持联系。

　　1983年，在奉天战俘集中营幸存的美国老兵们，以奉天为名组织了“奉天幸存者战俘协会”。协会每年9月或者10月在华盛顿聚会一次，以纪念死难的战友，再续患难与共的友谊。英国战俘也组织了一个名为“沈阳人”的联谊会，后来因为成员年龄已高，就不再举行活动了。

　　美国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副会长王鄂，多次组织美国老兵到中国沈阳回访。王鄂先生说：“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普普通通的友谊。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都维持下来了，跟我们现代人的友情完全不一样。我是在外面看，因为我没有在战俘集中营待过。我是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接触，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都还在，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当初那段时间，虽然三年很短，但他们是共生共死，共度患难，是生死之交。他们很愿意在一起。”

　　一些纪念活动方兴未艾。菲律宾政府将每年的4月9日设为巴丹日，以纪念“二战”中阵亡的战士。一些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陆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和学员，从1987年开始，就决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纪念那段历史，重新体验那次巴丹行军。

　　有的军人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那段历史。”有的军人说：“不敢相信他们在那次死亡旅程中所承受的一切，被这些老兵们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有一位女军人说：“很喜欢有这么一个机会来纪念巴丹半岛的士兵。”

　　在中国，这段历史，如过眼烟云，没有人去在意，就如同被封存一样。但一些老兵也曾试图寻找过他们的朋友，昔日的中国工友。

　　19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后，凯尼斯·特沃瑞给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写信寻求帮助。这位曾经在二战中差点被日本人俘虏的大使没有回信，使特沃瑞未能如愿。特沃瑞说：“当时，我想找到中国朋友的心愿依然还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

　　据一直在沈阳青光街居住的老居民讲，有两个美国老兵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到过这里，还带着一个翻译。他们下了车就拿着相机这儿照，那儿照。

　　一晃，时间到了1993年。

　　一天下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收到一封邮件，邮件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约瑟夫·皮塔克，邮件中有一本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他是二战时期美国第22通信团的老兵，在太平洋战争的巴丹战役中被日本军队俘虏，1942年至1945年被关押在“奉天战俘集中营”，所经受的痛苦经历他至今难忘。他致信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领事馆查询，奉天战俘集中营是不是还在？近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