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译厂的配音艺术家们聚在一起聊什么？除了配音，恐怕还是配音。一句台词，反复琢磨，如今难得一聚，谈起来都意犹未尽。今日本版选摘《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中《闲话台词》，让读者领略这些艺术家们的台词功夫。

　　闲话台词

　　近几年，在北京和上海偶尔看了几场话剧，发现有些年轻演员，有的甚至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演员，读词不够清晰，叫人听着费劲。其实我都是坐在三到五排之间，是剧场里最好的位子，尚且听不清，那么坐在后排或者楼上的观众，可能就更听不清了。话剧是以台词为主要表达手段的，如果连台词都听不清的话，又叫人怎么去欣赏呢。

　　我觉得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大家就意识到，电影应该尽量摆脱戏剧的影响，无论是编剧还是表演，都应该更自然，更贴近生活。特别是二战后兴起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主张故事片也应像纪录片那样记录下生活原貌，尽量去除人为的编造，成了世界性的一股潮流，也是被中国影视界所认同的。但是，改革开放后，港台片得以大量涌入，更有许多人主张向港台演员的读词方法靠拢。不刻意点送，完全放松了说。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好像影视表演，台词只要像生活中那样随便一说就行了，用不着下工夫去钻研。他们忽略了，不刻意点送，不等于不要点送。生活中，我们说话也是要点送的，不过，说话的人不自觉罢了。同样一句话，不同的逻辑重音，就代表不同的意思。譬如“我今天不想看电影”，如果把逻辑重音放在“今天”上，那意思是我不是不想看电影，只是今天不想；如果把重音放在“看电影”上，那意思就成了散步、聊天都可以，只是不想看电影。同样，声音放松、语气自然，也绝不等于口齿不清。生活中你没听清对方说什么，还可以问一声：“你说什么？”而观看影视剧时，你是没法问的。再说，无论是在家看电视，还是到影剧院去看话剧、电影，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干扰，所以你必须比生活中，点送更到位，口齿更清晰。

　　当年，我们厂的每个译制导演和录音都有一张卡，可以凭卡到全上海任何一个电影院去看电影，以便了解我们影片的实际效果。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年轻的导演江海洋把他的第一部电影拿到我们厂做后期配音，他曾向我提出：“能不能像港台演员那样读词？”我告诉他我们可以那样读词，在我们的棚里也可以听清台词。因为我们的棚是强吸声的。但是经过混录，清晰度会受到一定损失，电影院的条件不可能都像我们厂的设备那么好，除了国泰和大光明，在别的影院就会听不清台词了。结果，他还是选择了我们惯常的读词方法。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以前的译制厂同事施融回国探亲。早年曾接受过我辅导的林栋甫，请我和小施去吃饭。这天没去他开的酒吧，而是在他家里，由他亲自下厨做西餐。我一直喜欢他烧的小菜，并不觉得饭店里那些很贵的菜就一定好吃。所以我对施融说：“你好大面子，我一直说喜欢吃他烧的菜，他都不肯做。你来了，他就亲自下厨了。”小林赶紧对我说：“下礼拜你们再来，我专为你做。”其实，我知道，他现在既要打理酒吧，又要做节目养家，不再有多余的精力。再说，每年母亲节，他总不忘请我出来吃顿饭；或买束花、买盒巧克力，已经够有孝心了。我哪里会真的计较他是不是亲自下厨。我这样说，不过为哄施融开心罢了。

　　那天饭后，他们一人一小杯酒，一面品着酒，一面兴致勃勃地谈起该怎样读台词来，什么电影、电视和舞台剧的区别呀，对台词的处理呀。小林说：“当年苏老师听我读一篇散文，我读到一个地方，她说：‘停顿呀，你怎么不敢停顿?’她说你不敢停顿，因为你没有生活在人物的状态里，怕一停顿情绪就断了。你如果生活在角色中，就一定会停顿，观众也会和你一起感受到需要这个停顿。那篇散文中有一段话，‘我以为，这回上帝终于给我送来了一个天使……我又错了。’从兴致勃勃地以为来了个天使，到发现错了，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把这个过程省略掉，整篇文章就失去了节奏。”两个人还谈起了对舞台的迷恋，小林说有好的话剧剧本，你会回来吗？施融说一定回来。

　　不知不觉快十点了。我跟栋甫说：“你叫司机送我回去吧。”小施说：“真的不早了，我跟你一块走吧。”到了车上，小施意犹未尽，又说起港台式的读词来。他说：“与其听那种小和尚念经，我情愿听北京人艺那个……”“你想说郑榕吧？”“就是郑榕。他虽然有很重的舞台腔，可表达的是人物的感情，所以反而使人感到他刻画的人物色彩浓烈。像《茶馆》里的常四爷。”“所以你老学他撒纸钱那句台词。”“不是我学他，是盖文源老学他。”“还有一个舞台腔很重的演员，辽宁的李默然。他的邓世昌多棒。”“是，是，他的读词铿锵有力，把个爱国将领的赤胆忠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不过，我更喜欢于是之和林连昆的读词。”

　　车已经到了他家的楼前，小施匆匆地抱了我一下以示告别，转眼便消失在大堂明亮的灯光中了。

　　没想到，他回到纽约还不忘这个话题。有一次在越洋电话中问我：“你说赵丹的台词怎么样？”我说他有南方口音。他又问：“那他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不是到位？”“当然是很到位的。”“那他的台词到底算好呢还是不好？”“当然算好。”赵丹是个伟大的演员。我特别喜爱他扮演的林则徐和《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的高贵、威严，对同僚的谦恭、诚恳，以及对英国鸦片商人的凛然正气，这一切都通过他的台词和身段，升华成了一种艺术的美。你被他的表演所吸引，根本就不会想到，他的台词哪个字读音不标准了。尤其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怎么既能演好那样有身份有抱负的高官，又能演好上海的小混混——小广播。他那场“轧金子，卖黑市，再轧金子，再卖黑市”，越算越得意，“我发财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把破竹椅也笑塌了，真是精彩绝伦。那一口上海普通话，更使这个人物锦上添花。

　　当然，影视和话剧为了便于全国老百姓接受，应该以普通话为主。说好普通话，是影视、话剧演员的基本功。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方言却是不可代替的。如黄蜀芹导演的《孽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云南插队的广大上海知青可以返城了。但是，必须是没结婚的才能回上海。因而，有些已经结过婚，甚至有了儿女的男女知青们，为了回上海，不惜离婚，抛却了配偶和儿女。十几年后，他们在上海又成了家。他们留在云南的儿女也懂事了，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原来在上海，于是成群结队来上海寻亲。他们的到来，引发了他们父母新的家庭很多矛盾。而他们最后决定回云南去，不懂上海话，也是使他们无法融入父母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该说上海话的段落，必须说上海话，他们不知道父母在说什么，才会感到茫然无措。

　　总之，语言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一句精彩的台词，可以表达无比丰富的内涵。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初到贾府，府中的老老少少都早早陪在贾母身旁，迎接这位贵客。只有王熙凤姗姗来迟，而且不等进屋便高声叫道：“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只这一声，便把王熙凤这个人物自恃能干，又受贾母宠爱，以及她在府中的权势与地位，都表达出来了。台词功夫，是值得每个戏剧工作者，花一辈子去钻研的。

　　（摘自《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1月版）